歐安利對修改《刑法典》及《刑事訴訟法典》有所顧慮，強調要維護基本權利，並與內地專家緊密溝通。他指下任行政長官應對經濟有充分認識，未將任何熱門名字（梁維特、賀一誠、黃少澤） 排除。
歐安利現為行政會委員，他在擔任立法會議員33年後於去年八月離開議會。作為澳門土生葡人社群的主要聲音之一，歐安利亦是全國政協委員。
這名律師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正面評價《基本法》的實踐，但同時認為有必要對基本的權利、自由和保障予以更多關注。他認為自己有能力在這方面擔當更積極的角色。展望將來，他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合發展感到樂觀，又稱希望下任行政長官會對經濟問題有敏銳觸覺。
－我們正在慶祝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25周年。當時來說這是否最好的方案？還是只是一個好的方案或可行的方案？
歐：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方案，除了在澳門推行「一國兩制」原則外，不太可能有其他方法維持已有制度的延續性，包括生活方式、整個法律系統和所有前政權已經提供的權利。履行《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最好證明就是我們仍在為澳門的現在、過去和未來一同溝通、工作和協調。
－雖然您給了正面評價，但近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個月，很多觀察者對基本的權利、自由和保障方面有所憂慮，你有這樣的憂慮嗎？
歐：我會說，以從一個律師的角度而言，有些在法院處理的刑事案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據我所知，這在葡萄牙和其他被稱為自由民主的國家也有存在。根據我與同事的交談，葡萄牙的問題與澳門的大同小異。這裡更特別一點是，我們有獨特的背景和相對年輕的司法制度。
－你覺得刑事法庭的表現是否令人滿意？符合預期嗎？
歐：人人都有他們的經歷。正如在世上任何其他國家，我們也不會說各項原則或措施非常完美，但這是作為整個社會發展的一環。重要的是有一個關鍵多數，在公民社會中有具認知的聲音來回應和傳遞這些憂慮。其實，這就像生活上所有事情一樣，不是每件事都是壞的，也不是每件事都是好的，有好有壞。要在「一國兩制」原則的框架下，尋找有益大眾福祉的最佳方案。
－在澳門有這些關鍵多數嗎？各社群有足夠數量和質素的聲音來擔當這個角色嗎？
歐：我覺得現在不夠。我們有些力量、有些聲音，但我發覺以數量而言這些聲音不是很多。有時它們的傳播範圍和接受程度未到最大，但這不等於我們只能袖手旁觀。我認為我們應該根據每個人每日的行動範圍來嘗試。在澳門，像我們的人不是很多。緊貼這些議題的人，一定要找到一個有組織的方式，將訊息傳到應該要改變的機關。例如，有些人說應該重新檢視《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但有些人則說修改不是好事，因為有時修法最終會造成一種倒退而非突破。
－你有這種擔憂嗎？
歐：一點，我有一點擔憂。事實上，以過去幾年的經驗來說，不單是關於《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還有其他立法範疇，我相信我們未有一個科學的方式或成熟的理論來為法律改革行出更大膽的一步。因此，尤其是在保護權利、保障、私人財產、行動自由和資訊自由方面，我們必須非常謹慎。
－如果當局決定按原計劃修改這些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呢？
歐：如果這裡有一種改革，如果政治環境有利我們去為改革《刑事訴訟法典》和《刑法典》而重新思考，我想法律界作為社會上最活躍的一環，必須在面對眾多《基本法》訂明的價值上表達立場。這些都要更仔細的研究、細化和實踐和討論，可能會有不同觀點。在澳門內部交流和與中國內地知識份子交往都能使我們所有人獲益良多。我從與中國內地的法律人士的聯絡中，知道內地也日益關注為公民提供保障權利的框架。這種相互的文化對話必須繼續，現在沒有傾向要限制權利。
－現時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你剛才提到有關的保障和自由方面，有沒有受侵蝕的危險？
歐：很老實說，我相信現在是恰當的時機讓我們一同檢視。如果我否認有侵蝕的風險的話只是自欺欺人。我們必須有更強的公民意識。或者，更多的辯論和與權限部門的互動能讓這個提供保障的制度改善。
－有些人警告澳門有移向一個宗派主義甚至是威權主義的危險，你同意嗎？
歐：最近發生了警員執勤時配載攝錄鏡頭、閉路電視監控、禁止一些人入境，以及關於最近一屆澳門文學節作家的事件。傳媒已經報導了這些事情，亦已傳遞了這些，或許是有所誇大的、有關保障安全的想法。有很多關於國家安全和地區安全的討論。國家安全從來不是問題，很多已經宣佈的措施來自其需要。或者應該更好地向社會解釋它們。同樣，在實行這些法律時或會引起偏差，而重要的就是去發現和斥責這些偏差。這些原則並不差，但在實行時或者會有偏差，對此我們要警惕。
－至於《維護國家安全法》，澳門於2009年立法。是不是現在還有需要作出早前宣布的修補？
歐：首先，在草擬《基本法》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可以不加入第二十三條，將它納入全國性法律，但它沒有這樣做。我的意見是，這是因為香港。在香港曾有非常差的經歷導致首任行政長官下台。澳門在2009年適宜填補這個法律缺口，這在政治上是清楚的。我認為前任行政長官以非常合乎葡萄牙方式的手法推動各種政治力量和法律專家，因此整個諮詢和通過的過程相對平和，社會上幾乎有百分百共識。
－澳門未有已知的案件…
歐：對，到今日為止還未有案件，依然良好，但這不等於將來不可以出現。當我們就某個事項，尤其是刑事的事項立法時，我們期望沒有人會觸犯有關罪行，但這不代表因為沒有顯示這些罪行的行為，就暗示有關立法並不存在。事實上，現在未有相關案件，將來也不會有很多這種案件。有很多討論提到立下規定和創造一個機構或單位去調查這些案件。這些都是符合憲制和政治上的框架。
－你覺得是否必要推進訂立這些規定？
歐：必須與否是個政治問題。到底治安警和司法警察有沒有能力、人手和部門應付這些事情？我承認我到目前為止沒有具體或科學的條件去達到結論。我見到的是，這是一個澳門正在警惕的訊號，這個議題沒有被人忘記。無論是對國家層面還是澳門整體來說，國家安全都是個很敏感的問題。我不認為這點有所失控。
－日前有人表達一種憂慮，就是如果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補充規定，按這些規定成立的單位可能會不經意間創造出類似政治警察的機關，你有甚麼看法？
歐：很簡單。我覺得政治上的意願可以是最好的，而我憂慮的是實際的運用。我被問過新增政治警察部隊的風險，我不認為會有，但我也不相信這完全不可能存在。更好的做法是保持警惕，防範一些人不經意地濫權、侵入私人生活，將澳門推到一個我們都不願見到的境況、一個基本權利不受尊重的地方。
－過去幾個月，中聯辦與本地領袖發出意見，聚焦安全問題和在一定程度上牽涉愛國主義，你怎樣評價此事？
歐：這是一種因果關係。有些人並不同意我，但我覺得對安全措施有所增加，最密切的原因是與在香港發生的事有關。這是最密切的原因。我們講的是佔領中環、香港立法會的宣誓風波、在香港舉行的足球賽中有人噓國歌，這都不是正面的事。對北京而言，香港發生的事並不愉快，中央政府合理地擔憂香港的局勢會更形惡化。我有一個年長的朋友過去時常教我一件事情：澳門與香港是做生意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尤其是與反中政策有關。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有《基本法》、《聯合聲明》和讓我們繼續在澳門生活的框架，就一定要尊重中央政府。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使用葡文符合《基本法》，但有人指葡文的使用已經減少。
歐：我不同意，我覺得今日比葡治時代有更多葡文使用者，比過渡期時更多人用葡文。我的辦公室現在有很多華人，就算是從中國內地來的都會講葡文。每年我都會到北京出席兩會，都會認識新的人，尤其是年輕記者，他們的葡文講得很好，有些有巴西口音，有些則沒有太重口音。無論是在中國內地還是澳門，人們對葡文的興趣都有增加。這不是一個必然的勝利，當然也不是必然會失敗，這可能是一個更長的過程。但說到底，我不是語言學專家，我相信這與葡文在經濟方面的實用程度有關。
－談到大灣區的經濟整合發展時，有人將之聯繫到澳門與葡語國家的連結，這是不是澳門主要的資產？
歐：無疑這是十分重要。除了賭場、大三巴牌坊和其他吸引遊客的名勝外，澳門在經濟的利益和潛力上是很少的。只有不斷有新血注入，澳門才能生存。澳門一直以來都要依靠外邊，澳門要從外地找人到這裡，必須不斷自我更新。為了增加別人對澳門的興趣，澳門一定要有在投資方面的吸引之處。澳門會越來越與華南地區整合。
－對於地區整合，你在三月在北京提到我們能以歐盟作為經濟整合中不同司法管轄區合作的例子，你覺得這可行嗎？
歐：這裡牽涉兩個層面。首次，在社會主義制度生活的人會認為他們的制度是最好的，相關的政治概念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中國的其中一個現實是它有兩個特別行政區。中國內地的法律制度同樣正在演變。在這個演變過程中，港澳的參與能令中國內地的法律制度受惠。因此，我看到的是大好的未來，對法律界內外的人士亦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而華南的經濟實力可以成為一條吸引的標竿，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吸引作用，在不久將來的統一，又或是在統一之前，拉近這三個地區，與歐盟的經驗對照。
－但香港有很多聲音指這可能導致身份認同的問題，澳門也有少量這種憂慮。
歐：如果一些好的東西出現，這對我們來說到底有甚麼問題？甚麼才是對我們最好的？是對我們的自由、權利和所有家庭都有經濟繁榮的保證，是為了在整個中國的人，不只是那些在澳門和香港居住的人。有時我們假設自己更加優越，我也曾有種想法，但現時越來越認知到這種想法必須糾正。
－尚有一年半就會換行政長官，你希望誰是崔世安的繼任人？
歐：我希望會是一個對澳門經濟有充份了解的人。我們很幸運有何厚鏵先生擔任了兩屆行政長官，啟動了澳門經濟的新發展，開放門戶吸引投資。在確保穩定和為所有人提供社會保障方面，現任行政長官擔當了良好的角色。但是，尤其是考慮到澳門與華南的經濟整合，我們在差不多十年後的今日要有新的經濟發展。當我們談到大灣區時，澳門需要與這個區域有更多互動，顯然不單單是哲學和歷史上的討論，我們需要一個知道澳門乃至整個地區的經濟潛力的人。沒有事是比一個人知道或能夠理解的這點更好。
－換句話說，我可不可以說擁有你提到的條件可以是有商業背景的人，例如是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或立法會主席賀一誠？
歐：他們當然都有。
－而不太會是保安司司長黃少澤？
歐：在我思考的框架內，我覺得一個對澳門新的經濟循環有理解和在當中成為舵手的人，能令澳門有質素上的提升，不只局限在賭場或相關事情。我很欣賞我的朋友黃少澤。我是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紀律監察委員會主席，與他有很緊密的接觸。他是一個極有能力的人，是一個好的法律工作者。他能成為一位好的特首。他應該很容易和很快就能學到我剛才提到有關經濟領域知識的要求。沒有人是排除在我的思考框架之外。
－你今年61歲，下一屆政府籌組時你就是62歲。除了你現時擔任的行政會委員外，你會否排除有關擔任司長這個政治任命職位的假設？
歐：我從來沒有將這個假設放在考慮之列，我從來都沒有想擔任行政職位。我實在喜歡繼續作為一名顧問，無論我是不是在行政會，我都想我的聲音有人聽到，這是我最大的期望。
－在公民參與方面，你一向參與了相關的辯論和在公共事務上貢獻，將來又有何計劃？
歐：我對權利、自由和保障方面的議題非常關注。讓我們來看澳門將會怎樣演變，又會迎來甚麼計劃。當然我不會停止委身於服務澳門人的事務。我希望參與一個重新激發意念的過程、一個更能讓我們葡人和土生葡人的聲音繼續和更好地得到聆聽的過程。
－以甚麼形式？
歐：我不知道。我要跟朋友與那些認為澳門正在處於發展階段的人們溝通。我們在這階段的參與就像我們在1990年代所做的一樣。讓我們來看澳門需要甚麼，藉此讓澳門繼續發展，而我們這個社群亦能作出貢獻，我當然不會轉身不顧。
馬天龍 18.05.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