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在家教育（以英語「home-schooling」而聞名）在澳門境內是不被允許的。本澳的研究人員表示，即使允許，中國父母也幾乎不接受在家教育作為傳統教學的替代方案。
2000年編輯Sofia Salgado和攝影師Mica Costa-Grande離開了澳門，他們在環遊世界中為兩個不到五歲的孩子進行了在家教育。現在17年過去了，他們都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各自的學士學位。
在不允許五歲至十五歲的未成年人接受在家教育的澳門，這是一個罕見的情況。教育暨青年局（DSEJ）在發送給本報的回覆中表示：「他們必須接受義務教育，父母和監護人有義務讓他們入學或上學。」
葡萄牙人Sofia Salgado和Mica Costa-Grande決定離開澳門，帶著兩個孩子（一個四歲一個五歲）進行世界旅行。這位澳廣視的前記者回憶說：「當我們決定旅行的時候，遇到了學校的問題，因為Eloi到了上學的年齡。我們決定自己教他們——我負責他們的教學。」但不要把這當作「宗教」或信仰，這是不必要的。
在他們進入巴西正規教育體系僅五年之後，中間又進行了葡萄牙之旅——在那裡「他們正在準備即將前往美洲的車輛」。那時候因為要停留一段時間，Sofia Salgado和Mica Costa-Grande使情況「合法化」，讓孩子們在葡萄牙註冊了。她說：「葡萄牙允許在家教學。」「在葡萄牙，他們做了一些小測試，為了知道他們是否掌握最基本的讀和寫」。最終他們「上了幾個月學」，然後就去了美洲。她說：「我有家人在小學教書，他給我提供了相關的書籍。我帶著這些書，在一輛特別的車上進行授課。」
起初還是在車裡進行授課，隨後他們很快意識到把孩子們帶到街上會更有趣。她回憶說：「我們選擇在街上教學——去墨西哥金字塔或者是製造汽車的工廠。」
不是每天都上課，也沒有嚴格的課程時間，但是Sophie還是跟著葡語課程書的設置來。她表示：「有閱讀、抄寫，但基本上而言都在外面，學習外界的事物。」她強調「看加拿大的動物或身處零下47度的雪中」比坐在教室裡「更有啟發性」。
抵達巴西時，根據價值觀（如團結、自主和責任），Sofia讓孩子們進入了聖保羅的不同學校。「我找了一所民主學校」，她回憶說。在那裡，他們一直呆到了13歲到14歲，然後搬到了一個「更傳統」的場所。21歲時Eloi在里斯本完成了藝術的學位，而Sásquia則在波爾圖完成了攝影學位。這位母親說：「他們一直都是很好的學生。」
回想起來，這位記者表示：「如今的教學是如此格式化」，她很高興給了她的孩子們一個不同的經驗。她說：「他們有一個非常美好的學校。他們行走並學習，沒有固定的睡覺和起床時間，非常自由。」
「Entre Tanto a Bordo」博客的作者卡特琳娜·弗雷塔斯（Tagarina Freitas）在2014年離開澳門，並於2015年3月與丈夫和三個孩子一起開始旅行。最終她給三個10歲、13歲和15歲的孩子進行了在家教學。這位環境工程師說：「我們知道我們將在外一段時間，在家教育是繼續上學的最簡單和最直接的方式。」因此「在出發前一個月，他們把孩子們轉入了在家教學」，而在葡萄牙，他們開始讓孩子們適應新方法。她回憶說：「孩子們不再去學校，我們開始在家裡學習，並時不時去到外面。」
最初他們「與教育部在家教育保持聯繫，從第二年開始（到現在），他們進入了一家私立在家教育學校Clonlara——開設已有三年」。卡特琳娜表示，孩子們「每天早上都會上兩三個小時的課」，使用「相應學年的教科書」，如此跟上「傳統教育常規涵蓋的科目」。然後「在『當地』吸取完整的經歷和經驗」，了解「當地歷史要素和傳統文化」。
考慮到這一制度的優勢，卡特琳娜脫口而出：「主要優勢毫無疑問是有機會通過實地經驗來學習許多事物，學習的多樣性更大，能發展學習的自主性和責任感」。
對於不利因素，她用另一種角度做出了回應。她說：「考慮到我們在旅行中的相關生活條件，另一種方式是沒有意義是。」根據Clonlara的課程，卡特琳娜表示：「孩子的興趣和品味非常重要，所有活動都包括在『評估』中」，包括「其他方面，如風帆、滑浪、浮潛、閱讀、手工藝、，美食、攝影」。
澳門的情況
研究員黃素君分析：「在家教育簡單來說是相對於機構教育的一種做法，因為人們不信任公共教育並認為沒有太多的選擇。」在澳門，「大多數父母都信任教育制度」，並相信「有很多選擇」。
此外，這位澳門大學的教授不認為「本澳有成熟的條件來實施（在家教育）」。而且這也要求父母必須有這樣做資質。她指出：「我認識一些這樣做的外國人（在英國和美國），但他們大多是大學教授或外交官。」
關於這個制度可能的優點，這位老師從相對的角度給出了看法。她說：「今天，許多國家的在家教育已經正規化——也就是說，偏向在家教育的父母需要準備一份計劃，然後提交給監督機構。」而在大多數國家，接受在家教育的學生在完成高中教育前「需要參加國家考試以確保質量」。因此，她更傾向於說這是一個家庭選擇。
然而，提供這種替代方法的國家需要確保兩點：「兒童受教育的權利和教育質量」。而且，這位研究者認為，如果政府沒有「承諾立法」以確保兒童的權利，她擔心這些權益在澳門「無法真正得到保障」。
澳門科技大學研究員Keith Morrison認為，在家教育的準則不太清晰，父母選擇的背後有著不同的動機，方法多樣，結果也大為不同。因此，看看英國和美國的例子，有人這麼做是因為「相信價值觀」，而有些則認為是「孩子有特殊的教育需要」，或者是因為他們的孩子「不滿意或不適應學校」。此外還有人是遵循宗教信仰或對學校環境不滿意。
而且，考慮到美國的經驗（在美國在家教育非常流行），這位研究人員表示即使是美國也仍未針對此活動的方式出台明確的規則。他說：「每個州都有所不同，有的有考試，有的沒有；某些州的監管比其他州更嚴格。」有些實體機構認同在家教育，這取決於國家。
然而，考慮到情況的多樣性，這位教授談到了這個教育體係經常受到的批評，即缺乏社會化，但這種說法已經沒有意義了。他表示：「除了確保與朋友交往外，許多父母還讓孩子加入俱樂部，協會和其他活動。」
如果「父母的知識或經驗很少」，可能會面臨一些風險，但是「互聯網將它變成了一個小問題，因為網絡確保了無限可用的資源」。因此，考慮到動機，經驗和結果的廣泛性，Keith Morrison指出：「現有的研究無法做出結論」，無法知道是否這個系統比另一個要好。
而在本澳的情況下，即使在家教育被允許，也難以被採用。他說：「大概只有外籍人士才會做。」首先是因為在澳門父母需要工作，再就是因為他們不相信這個可以替代學校。他指出：「這是一種非常傳統的思維方式——教育是在學校裡完成的。」並補充說，不應質疑這個系統的有效性。
盧西亞娜·雷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