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澳門時，Sim-na M. Sambo、 Benvinda Fernandes、 Jeremias Vaz、 Belany Lopes 和Hirage Awisse總是用懷疑和好奇的眼光去看待周圍的事物。但如今，這五位來自葡語國家的獎學金學生已經適應了，並在思考未來——留在澳門或回到各自的國家。
剛到澳門的時候，對他們來說最驚奇之處是什麼？來自幾內亞比紹的30歲的Sim－na M. Sambo給出了答案。「我感到奇怪的是，（有時候）他們連看都不看我。」Benvinda Fernandes、Jeremias Vaz、Belany Lopes 和Hirage Awisse表示同意。他們立即意識到了這個他們即將開展學業的地方與自己的國家之間的不同，但今天他們早已適應了，一些人還在考慮留下來。
來自莫桑比克的20歲的Hirage說：「我來是為了獲得一個全新的經歷。」他通過莫桑比克理工大學知道了澳門理工學院，並被授予了一個中文課程的獎學金，Hirage決定抓住這個機會，雖然他對即將要去的地方全然不了解。19歲的Jeremias Vaz是佛得角人，這位博彩管理的學生說到：「此前我對澳門也幾乎一無所知，在閱讀了澳門理工學院和佛得角政府之間達成的協議的聲明後，（我做出這個決定）。」
在佛得角也有博彩嗎？ 22歲的佛得角人Belany Lopes說到：「大街上有一些小博彩活動。」他也是博彩管理的學生。用錢下注嗎？ Jeremias搶著回答道：「用錢。」Belany從桌邊大笑著補充到：「用硬糖。」Jeremias接過話頭：「我們之前打撲克。」但在第一年的課程中學到了一些東西後，很快就被同胞改正了：「但是之前的撲克不是現在這麼規範的撲克」。
到達澳門
23歲的Benvinda Fernandes是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人，最近從澳門大學的法律系畢業，她在2012年9月來到澳門，當時不是很喜歡。她說：「這裡完全不同——語言、食物、人們間的聯繫方式都不同。」
另一邊，來自幾內亞比紹的Sim-na在四年前來到澳門，在需要學習英語方面遇到了挫折。她回憶道：「因為大多數葡語國家會更傾向學法語而不是英語，所以我們到這裡是從語言課程（英語）開始。」只在第二年的時候，她才開始在聖若瑟大學學習建築學。
事實上，Jeremias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她說：「在最開始的一兩個月裡，我在課堂上幾乎什麼都沒聽明白。」對於學習中文課程的Hirage來說，問題不在於此。他說：「我在學習普通話，但這裡所有人都講廣東話。」
拋開分歧，所有人都能列舉出這個經歷中的積極方面。在Belany看來，這裡非常棒，能交到「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另一方面，Jeremias 讚揚了澳門的「安全」。此外，總的來說，相較於他的祖國，他認為澳門非常「有組織性」；還表示：「互聯網的質量……非常好，因為互聯網能幫助你看向世界。」
尋找機會
對大多數人來說，未來是未知數。 Hirage說：「我在考慮留下來。」而Benvinda沒有絲毫迷茫，雖然現在她已經開始懷念澳門：「我的國家在我身上投資了很多，如果我不回去是非常不公平的。」Sim-na也在考慮回去並「分享」她所學到的東西。
因為澳門商人周錦輝在佛得角開建賭場度假村，Jeremias和Belany有這個可以選擇。他說：「留在澳門將會更有利，因為澳門是一個賭城。」又指，「但是回到佛得角也是一種可能——佛得角沒有此領域的畢業生。」
大家都同意一件事：他們在澳門能賺取的工資比在各自國家的要更有吸引力。 「我的獎學金幾乎和我妹妹的工資一樣多」，Belany比較到。不過，考慮到生活成本，Benvinda提醒到：「三千葡幣（他們獎學金的平均數額）對於澳門來說什麼都不是。」
從學生到永久居民
他們到達澳門時仍花了幾個月時間才收到通知信。 José Costa、Anacleto Cabaça和 Graziela Lopes是首批拿獎學金來澳門留學的葡語國家學生中的三位。
佛得角人José Costa是首批來自葡語國家的獎學金學生中的一員。他和佛得角的其他六名學生一起來到了澳門，當時他們還不確定能獲得在前東亞大學（如今的澳門大學）學習的獎學金。現在，27年過去了，他還留在澳門。
第一批到達境內的學生很快就遇到了獎學金發放上的「困難」。José Costa回憶道：「一切都組織得很差——發放獎學金的人和佛得角之前的協調完全沒有做好；當我們到達時，學校告訴我們，只能保證學費和住宿費。」
在很多人的支持和努力下，他們得以讓澳門基金會保證給予他們一份2700澳門元的獎學金。他回憶道：「東方基金會提供了幫助，我們又有了500澳門元——最終我們有（超過）3000澳門元的獎學金。」並強調這個數額在當時是非常「好」的。
在他1990年剛到澳門時，他很「奇怪」在澳門遇到的事物。儘管如此，他提到：「與葡萄牙社區的人一起生活會比較容易；那時在亞馬喇前地有一個露台，學生雲集。」關於不太容易適應的方面，他強調了一個：大學食堂的食物。
41歲的安哥拉人Anacleto Cabaça哈哈大笑的補充說：「我們怕了那個食堂了。」他在安哥拉出生，在1995年11月到了澳門，當時是土木工程的學生。他的國家那時處在全面內戰之中，Anacleto想要「逃避進入部隊」。來澳門是一個機會。他補充道：「這裡有聖多美人、幾內亞人，就是沒有安哥拉人。」
然後他拿著獎學金來到了澳門大學，已經在安哥拉完成了建築學第一年的課程，但是因為澳門沒有這一課程，他選擇了土木工程。他回憶道：「我不得不從頭開始。」而且「課程使用英語」，但Anacleto來自「不說這門語言」的安哥拉。然後，「民用建築工程的水平非常高」，安哥拉的教育有不足之處。
在5年的學習後，他最終在2007年完成了這一課程。在闊別15年後，他才再次回到羅安達——開始為期四年的工作。
交流上的困難
許多來自葡語國家的學生都遇到了困難，特別是在理解課程的授課語言方面，36歲的Graziela Lopes回憶到。這位律師說：「在幾內亞比紹通常說克里奧爾語（crioulo）——在學校裡會說葡萄牙語，在家不會說。」
他在2000年8月來到澳門，因為那時只聽說澳門基金會發獎學金。 Graziela解釋到，「在這裡已經有幾內亞人在（留學），但所有人都與（來源國）的權力機關有 聯繫。」並指出前總統尼諾·維埃拉的一個弟弟就是在澳門的獎學金留學生。
2000年，幾內亞比紹開始全面內戰。 「我們離開了家，除了身上的一身衣服外，一分錢都沒有」，他回憶道。他補充道：「澳門基金會說路費要自負。」Graziela是拿著一張用獎金支付的票來到了澳門。
在抵達後，他驚奇於兩地的差異。他回憶說：「食物、氣味。」還有，懷念母國的食物經常導致向三方當事人的投訴。 「不讓我們（在大學宿舍）煮飯」，Graziela回想到。 Anacleto笑著補充：「即使如此，我們還是『頂風作案』地煮了飯。」
最初，思念讓人輾轉反側，特別是在José到來的時候。他說：「當時，還是通過信件來傳遞消息——手機是非常非常昂貴的。」並補充到，「我記得有人買了（一張卡），通了一分鐘話」。
逐漸適應了這邊的生活。 José最終留在了澳門，因為出現了好的機會。他回憶說：「我進了大學（當老師），然後我進入了為後1999年時代的改革做準備工作的辦公室。」
Graziela所處的時期早已不同了，他必須要尋找機會。這位律師說到：「他們（José 和Anacleto）有獲得永久居民的可能性，但對於我們來說，是護照上的（學生簽證）蓋章，僅此而已。」
考慮回去嗎？ Anacleto解釋說：「有了妻子和孩子，（返回安哥拉）是很辛苦的——有安全、健康和教育問題。」Graziela已經結婚並育有兩個孩子，她補充說：「幾內亞比紹現在並不穩定，情況非常複雜」。
盧西亞娜·雷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