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有些人來說告別是一個開始，而對於其他大部分人而言，這是回歸到夢想的祖國，被使用不同語言的管治者分開的祖國。
1987年4月13日，在歷經八個月和四輪會議後，里斯本和北京決定了澳門回歸的相關事項，這一過程遠低於中國和英國就決定香港未來所進行的22輪必要會議。
對大部份調解者而言這個過程不太棘手，經《中英聯合聲明》後照版煮碗的調整，這被視為是無可避免的，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印證出存在一些疏漏——比如關於普選的明文條款。對澳門而言，這是一個如今難以填補的空白，即使當前澳門特區政府中稀少的民主派原諒這個前殖民者：自60年代中期及澳門出現親北京和親中共黨派的緊急事故起，葡萄牙當局就是一個被擊敗的政府。
《澳門日報》前副總編陳樹榮表示：「已經有中英的例子在前，完全可以參照香港的政策和規定，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在這個過程中，葡萄牙處在一個被動的地位，只要求中國方面的允許。」《澳門日報》不僅是澳門最大的報紙，也是意識形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最一致的報紙。
在同一艘船上
當時的中國總理趙紫陽和時任葡萄牙政府總理的施華高正式開始籌備將澳門移交給中國的12年過渡期和對澳門的未來一系列保證時，陳樹榮就在北京。穿正式西裝、佩戴眼鏡和梳理到耳朵略下方的頭髮，融合在一個中國和葡萄牙隨行記者的團隊，他們在談判過程前幾個月，就試圖劃破沉默和解畫，在當時沒有太多消息流出。
他回憶說，「當時中文報紙討論最多的是葡萄牙政府將澳門歸還給中國的具體日期」。除此之外，主要的問題是國籍問題，因為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他又補充道，當時，持有葡萄牙國籍的土生葡人和中國人都非常關注這一問題。
結果依然是密不漏風。在記者們於機場詢問第一輪談判的結果時，當時的中方代表團團長周南（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向他們引用了唐代詩人孟浩然的《渡浙江問舟中人》。詩句：「潮落江平未有風，扁舟共濟與君同」。里斯本和北京在同一條船上，「是夥伴關係，而非對手關係」，各報章這樣理解。
這個和其他情節都被記錄在一本由陪同記者們所著的散文合集《我們見證歷史》中。該書由陳樹榮編輯，並由澳門歷史學會（陳樹榮現任為該會理事長）於1999年出版。這份中文出版物沒有翻譯成澳門的第二官方語言——葡萄牙語，反之相關葡文刊物也沒有中文譯本。而且以前和現在一樣，記者們使用各自的母語進行毫無交集的工作。
「雙方記者間的交流很少。但葡萄牙人有政府的支持，代表團給他們提供材料以了解（發生了什麼事）」，陳樹榮說。在結合了雙方的報導後，澳廣視（TDM）在頻道中用兩種語言進行轉播。「雙方又會互相核對資料，有過合作」，這位前記者表示。
落後香港一步
在談判期間，談判桌上很少有實實在在的衝突。葡方最初提出的移交日期是現在的2017年，這一建議被廣泛理解為一種方便其它問題談判的王牌戰略。葡萄牙語繼續作為官方語言之一（雖然其措辭不太肯定）和保護具有葡萄牙血統的土生葡人的生活方式都在條款之中。自治、司法獨立和立法權的監督能力——要多數當選，也寫進了條款。持有澳門中國籍的人所持有的葡萄牙護照被接受作為旅行證件。資本的自由移動也得到了保證。而所有這些都在過渡期內及之後的50年仍然得到保障——在最終定於1999年（千禧年即將結束之前）移交澳門政權後。二十一世紀澳門已經屬於中國。
「去殖民化是歷史潮流。而且雙方都希望解決澳門的問題的意願，葡萄牙亦配合中國政府。一切進行順利。澳門居民——中國人和土生葡人均接受『一國兩制』原則」，陳樹榮說。
人們接受這一原則，但在記者圈子之外，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直選議員吳國昌回憶道，「對於談判的細節我了解不多。當時澳門人只能獲得報紙上發表的信息，這些信息選擇性地表達了政府的立場。我對於葡萄牙社群的情況沒有非常明確的概念，但在中國社群中，大多數人認為這個過程將要發生，因為有香港這個例子。」
吳國昌當時是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即將進入銀行的放款部門（後來的澳門中國銀行）工作。今天他是繼續在澳門爭取普選的小政治黨派的歷史性領導人。
「葡萄牙政府與英國政府的態度完全不同，力圖避免與中國政府產生矛盾。他們不想碰觸政治開放議題，也就是我現在稱之為民主主義的議題」，他回憶說。，他又反問：「我覺得未來可能不會太糟糕，但可能會有危險。失敗的資產階級家庭掌控政府，而沒有任何開放政治體制方面的進展。平衡要如何才能實現？」
被擊敗的管理機構
這位親民主人士描述了他對這個上世紀事件的看法。在吳國昌看來，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給澳門帶來了決定本地中國小資產階級（由北京逐步推廣）興起的民眾騷亂，而當時葡萄牙政府的權力變得越來越謹慎。中國的經濟開放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最終在經濟上貶抑了無法應對競爭的精英層，但在政治方面不斷地晉升精英層，如此為澳門本地人圈子（所謂的澳門傳統世家）準備權力過渡。
「當中國和葡萄牙之間達成協議時，這些領導人有責任維護社會的穩定直到1999年。在該階段初期，中國社會認為這是正常情況，未來不會糟糕：一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再就是經濟形勢呈上升趨勢」，吳國昌說。
在80年代末期見證了本地製造業快速發展；上世紀90年代末澳門政權移交給中國大陸。中國的精英們已經將澳門的政治未來掌握在手中了，而葡萄牙當局處在收縮之中。「他們沒有要求更高的政治開放度。他們有做好事，但不包括這個」，這位民主人士認為。
「他們試圖推動一些投資——但在1990年澳門變得很窮，所以這並沒有幫助。然而儘管如此，有些事情他們可以做到。例如，推進基本的醫療保障，這件事很難完成，但也可以啟動社會保障基金。此外還有澳門公民的免費教育保障，這對提高社會公民的質量非常重要，雖然這不代表政治開放」，吳國昌說。
「在1960年代的政治鬥爭中，（葡萄牙當局）吃了敗仗。我覺得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葡萄牙當局一直在試圖縮小其地位，而不是與中國和親北京陣營產生新矛盾」，他說。另一方面，「幾乎沒有精力創建政府監督機制」。
歷史遺留
沒有矛盾的三十年協議時期因此沒有給後殖民時期帶來多大變化——除了「親北京的資產階級成員如今成為了葡萄牙律師和工程師的老闆」，這位議員表示，他注意到中國和葡萄牙社群之間的接觸局限在精英階級，而生活仍是雙線運行。
「沒有任何鼓勵社群改變習慣的措施。葡萄牙社群雖然小，但過日子很容易，並且不用和華人社群接觸就能輕鬆地生活。此外，葡萄牙人社群還在社會地位方面擁有一些他們不會放棄的優勢。中國社群並沒有發現此種共存方面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改變這些習慣的明顯動態」，吳國昌說。
郝志東教授是一位社會學家，也是《澳門歷史與社會》一書的作者。該書於2011年出版，其封面部分取自大三巴牌坊，封面上還有一堵白色的大字坡牆，和源自中國文化的哪吒廟的屋簷。
「它本來可以更好。但是這意味著葡萄牙當局要知道什麼是多元文化或如何處理種族或民族問題。完成這要超越其歷史階段，所以或不能責怪他們沒有盡可能的完成可以做的」，他承認。
還有其他責任可能要歸咎於里斯本。這位紮根澳門超過十年，現在即將退休澳門大學的教授兼研究員認為，「葡萄牙人並不是民主化的狂熱愛好者，所以，是的，這裡的問題要歸因於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在錯誤的原因上努力。這可能成為一個戰略問題，如在轉讓期限延長的情況下。在一場談判中，可以合法的提出任何要求。也許他們本可以在民主化方面做得更多？是的。他們會成功嗎？大概不會。因此，這一點已經不再重要了」，他說。
郝志東回憶說，在那個年代末期，一些來自於立法大會土生葡人議員的普選衝動被耗盡了，親民主派的地位下降。「人數很少而且沒有很大的發言權。此外，中央政府不想給澳門更多民主的立場非常堅定」，這位學者說。
歸於冷寂的過去
郝志東表示，在與中方的談判中，葡方的立場在於「保護土生葡人的利益和護照問題」。「法律制度的保護對社會的律師階層也很重要，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社群方面做出了犧牲」，這位社會學家認為。在得分失分方面，「這也許是唯一一個葡萄牙人有優勢的領域」，他說。
「此外他們還獲得了行政機關立法大會的一些象徵性的表示。但土生葡人似乎正在逐漸喪失自己的文化。我不認為中國人有投注該有的重視，部分原因在於後殖民時期的不滿」，他補充道。
在郝志東看來，重新評估被殖民的過去不會「在不久的將來」發生。「仍然無法評估那段時期，無法判斷殖民統治的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不是。也許這是我們需要做的，為了讓澳門變得更好」，他認為。
這位研究者也承認，學院可以滲透到民族主義，讓歷史進程的有關界限變得更模糊。「當然，這種情況多出現在中國的研究人員方面。葡萄牙研究員會好一點，但另一方面似乎他們與中國研究人員的互動極少。這會成為一個問題」，他認為。
中國的政治氛圍，現任領導人習近平的上台和越來越強調民族主義的局面，也不利於學術生涯，他認為。「會變得非常困難，除非他們說’我們只是想知道發生了什麼。對於當代澳門有哪些影響’。要尋求釐清過去的某個問題？但是，隨後會被懷疑是想顛覆政府。相關研究在中國非常難進行，在澳門也是如此」，郝志東認為。「老大哥在看著」，他嘆了口氣。
不同的要求
本地民族主義基調最明顯的學術機構之一是澳門理工學院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這個中心的現任協調員冷鐵勳也承認，受到中葡聯合聲明保障的澳門高度自治權，如今是一個比人們想像中的活動性更寬泛的概念。
「中央政府的底線是堅定的。高度自治的觀念也隨新情況而進行調整」，這位研究中心的負責人認為。這個中心於2008年成立，旨在跟進相關原則的實施，確保澳門及香港有差異的政治、司法、法律和經濟在中國主權框架內共存。
「在面對一些問題時，中央政府始終確保澳門的自主權。但在一些年後，中央政府強調除了澳門自治權外，還有維護中國主權。香港的事件以及親獨派立場的出現，越過了中央政府的底線」，他如此描述北京在香港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後的定位。「當然，相比過去這些變化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冷鐵勳還表示，在法律方面，澳門不排除有普選，雖然香港基本法有此明確規定，而澳門特區沒有。他解釋不同之處在於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工作——這個委員會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的48人小組，其中19人是本地精英，其餘29人來自中國內地。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對於行政長官的直選有強烈的正面立場。相比之下，澳門曾經有過一些聲音，但不是很強烈」，他說。在冷鐵勳看來，這一過渡時期的保證被北京忽略了，因為澳門地區沒有要求。
「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明白，針對本地情況，行政長官更適合通過協商一致的方式選舉產生，因為許多委員會有商業和工業部門（有代表性的）成員。這就是區別所在：要求的強烈程度」，他解釋說。
紀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