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在發展成長的過程中，一方面通過對美國的貿易盈餘輸出其儲蓄；另一方面又藉助紐約和倫敦以直接投資與股票組合投資等形式重新將資本輸回亞洲。這一跨境迂迴投資過程製造了嚴重但基本被忽視的地緣金融緊張局面。
2015年年底，中國、香港、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的淨對外資產頭寸之和達到了7.3萬億美元——幾乎正好等於美國的淨國際投資負債。這一失衡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事實上，美國的淨對外投資負債最近又有所增長——到2016年9月底達到了7.8 萬億美元，主要原因是美國持續的經常項目赤字和匯率效應導致的淨負債擴大。
亞洲國家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儲蓄投資於本地區？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美國主導著全球金融，特別是在股權投資和貨幣市場。在一篇2005年的論文中，皮埃爾-奧利佛·古林查斯（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伊蓮·雷（Hélène Rey）指出，曾經是世界的銀行家的美國，已經變成了世界的風險資本家，展開國際股權及債券投資，特別是在亞洲，而不只是銀行借貸。
但這並不意味著亞洲國家投資西方的回報變得更好了，其中一個問題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興起的套息交易。申鉉松（Hyun Shin）和國際清算銀行的其他經濟學家指出，在紐約和倫敦的金融樞紐引領下，發達國家的低利率和弱勢美元驅動著全球金融市場的套息遊戲：借入低息貨幣，投資於高息貨幣（通常是新興市場國家貨幣）。
這個金融遊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儘管傳統觀念認為貿易失衡驅動了匯率波動和資本跨境流動，但日本的金融賬戶狀況表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從2010年到2015年，累計經常項盈餘祇佔日本對外投資頭寸淨變化的44%。金融賬戶交易貢獻了這一變化的32%，變化的其他部分則可以用與匯率和利率有關的估值變化解釋。日本的持續性經常項目盈餘理應增加其淨對外資產頭寸。但是，由於日元升值導致海外投資者持有的日本股票升值，日本的淨對外資產頭寸實際上有所惡化，從2012年底3.8萬億美元的最高值下降到2015年底的2.8萬億美元。日本央行經濟學家指出，日本投資者持倉的海外資產回報遠不如海外投資者持倉的日本資產。
日本應該做什麼？應該更多地投資於高增長的亞洲。 2015年年底，其574.8萬億日元的總對外投資中只有10.1%留在了亞洲，而有70%流向了北美、歐洲和大洋洲。
偏好投資於亞洲以外地區是亞洲主要高儲蓄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香港、韓國、台灣所共有的特徵，雖然亞洲的回報總體而言要高於其他地區。後果是亞洲地區經濟極易受到資本流動及匯率利率波動的影響。
問題在於，亞洲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但將儲蓄引向本地區內高回報項目的亞洲金融中介的制度化改革進程幾乎沒有進展。
如今，隨著資本充足率和監管約束的加強，以及美國加息和美元升值的概率上升，美國和歐洲銀行開始退出亞洲，導致亞洲國家亡羊補牢的壓力與日俱增。但是，亞洲金融監管者並沒有大力培育亞洲金融機構將本地儲蓄配置到本地實體項目中去的能力，而是將精力集中在實施由美國和歐洲監管者推行的新全球金融監管標準上，而美國和歐洲的政客卻在威脅要廢除這些標準。
美國總統特朗普打出「美國第一」的口號後，亞洲決策監管層改變目前方針的緊迫性更加強大了。「美國第一」幾乎肯定將轉化為保護主義政策，這些政策將讓亞洲投資進一步陷入美元陷阱，因為亞洲儲蓄將被用於追逐地區之外的投機性的美元計價資產，而不是滿足亞洲自身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
在長期，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再加上人民幣的國際化，將有助於削弱美元對亞洲的掣肘。但這仍然是一個遙遠的前景。
與此同時，亞洲主要盈餘經濟體（特別是中國和日本）的央行需要與世界其他主要央行（特別是歐洲央行和英格蘭銀行）合作改變高增長地區的過剩儲蓄的使用方式。目標應該定在確保盈餘國——包括德國，它的經常項目盈餘比中國和日本還要大——的儲蓄得到明智的使用，能夠幫助保持全球經濟的增長動力。
特朗普的「美國第一」計劃聽上去可能非常直接。但它沒有認識到，如果新興經濟體式微，所有人都要遭殃。特朗普似乎不准備反思他的方針，因此亞洲及其國際夥伴必須做好準備，保護自己及其整個全球經濟。
沈聯濤/肖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