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後不到一個月，崔世安政府就已列印出一份政治通告，並承諾這一屆新政府的執政，將與澳門前幾年的管治完全不同。不僅是因為其個人簡歷，也是由於認識到人們對政府的高期待，譚俊榮和梁維特將扮演文化治理激進變革的主角，不僅是形式改革，內容也要改革。首先，其主管的領域十分敏感，例如健康、教育和文化，改善人們的福利並提高生活品質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政府也希望通過這一部門，恢復社會和諧以及重獲民心。第二，這一改革將有助於博彩業迴圈利用他們的商業模式，同時抓住區域一體化帶來的機遇並聯繫葡語市場，實現經濟多樣化，解放這一過度依賴博彩業的城市。
在政治演講、執政者態度和其實現目標的真正能力之間，始終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尤其是在不大的城市中，企業界有一種自然傾向，那就是根據政府發出的信號，調整其經營和投資計劃。在此背景下，崔世安第二個任期的前30天需要關注實際存在的問題，著重於尋找解決方案。這不僅是戰略構想，更明確地，這些都將會實現，因為它們已經被中央政府多次重複。如今的新方向是，引導本地企業，例如家庭和個人選擇的管理。
政治家往往選擇降低預期並為自己沒有履行承諾辯護。譚俊榮的態度則不是這樣，更加謹慎，但也不一定消極，例如梁維特。過去五年，人民對政府的信心有所下降。政府需要學會調整其綱領，向人們展現可以被理解的未來，引導各機構和民間社會。
一覺醒來不會發生什麼變化。按照梁維特的話，重置當天的思維方式需要時間和精力，需要從政治家和公務員的辦公室開始。還需要迴圈利用傳統的經濟力量、沉迷於經濟利益者和政治決策錯亂的過去。譚俊榮和梁維特所處的位置，即作為變革的仲介和現代性的開啟者，有更多理論化的風險。但也開闢了他們未來所屬的道路。或者說：一個有意義的、征服人民和將澳門推向光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