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立法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部反對家庭暴力的法律，但是很多議員對於輕微傷害和嚴重傷害之間的區別表達了他們的疑慮。這部法律的通過僅僅只是我們反對家庭暴力所邁出的第一步，修女朱莉安娜·迪瓦伊這樣說道，她在29年前已在澳門開展反對家庭暴力的工作。這位美國人還主張將女傭也納入到這部法律的程式中來。今年家庭暴力的數量比去年上升了10%。
為了能夠出台這部反對家庭暴力的法律，不知道在澳門跑了多少公里的馬拉松了。澳門立法會本星期，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所提議的這部反對家庭暴力的法律投了贊成票，從而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獨立這部法律。在這條道路上，遇到的障礙太多了。最大的障礙似乎是對於「頻繁地使用非輕微的」暴力行為的定義。
「一個在地區工作的警員不能很容易地就認定該行為是否輕微的家庭暴力行為。這種定義會把人們帶入到模棱兩可的灰色區域」，在法律辯論中，直選議員吳國昌這樣強調說。
修女朱莉安娜·迪瓦伊也表達了相同看法，迪瓦伊領導著澳門的耶穌中心，而且她和澳門的家庭暴力行為鬥爭已經有29年歷史了。「這看起來似乎很成問題。但是，最終什麼樣的行為是輕微的傷害咧」，這位修女在接受澳門平台的專訪時這樣質問道。
在立法院辯論過程中，澳門特區政府強調了輕微傷害和嚴重傷害之間的區別是公開犯罪的正當防衛和半公開犯罪正當防衛之間的一個「平衡點」。「一次侮辱（耳光）導致了輕微傷害行為，這種情況下當防衛這一方的意願就佔了上風（在提出起訴時）」，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梁葆瑩當時這樣解釋說。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保證，特區行政長官的立場是，對於家庭暴力零容忍，而任何法律上的脆弱點和不足都會在未來的立法中得到糾正。
遊離於法律框架範圍之外的同性婚姻
這份法律提案的另外一個爭論焦點是，將同性婚姻夫婦從這部法律所保護的範圍之中排除了。對於這些同性戀夫婦而言，如果需要納入本法律所保護的範圍之中的話，就需要修改《民法典》，在這部法律之中，還沒有同性戀夫婦這個說法，關於這個問題，梁葆瑩給出這樣的解釋。
「如果未來社會取得長足進步的話，我們可以著手修改《民法典》，而且對於同性戀婚姻作出規定」，她這樣保證說。
在香港，法律也沒有許可同性戀婚姻，但是反家庭暴力法的規定適用於同性戀婚姻關系。
為什麼沒有將女傭納入反家庭暴力法的保護範圍之內？
美國修女朱莉安娜·迪瓦伊援引聯合國的有關文件，在這個檔中對於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做出標準定義。聯合國建議「將女傭納入反家庭暴力法中」，迪瓦伊強調說。
在巴西，《瑪利亞·達·佩尼亞》法創建了一個機制，來遏制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親屬關係內的暴力行為，這些暴力行為發生在「在家庭範圍內，包括長期性的同居範圍內、不論其有無親屬關係，包括臨時所組成的家庭關係」。
在澳門我們也可以這樣做，「因為在這裏，這種暴力侵犯案件非常頻繁」，迪瓦伊這樣呼籲。
澳門印度尼西亞勞工協會對此做出附議。因達爾第，作為該組織的負責人，強調說，在去年5個印尼的勞工受到老闆的暴力傷害。「這些受害者只是領到工資和回家的飛機票，但是，警員沒有能夠調查這些案件，也沒有為受害者提供保護」，這位負責人這樣強調說。
那些移民社區的夫妻之間所發生的家庭暴力案件也是一個「難題」。在去年，該協會至少記錄了20個暴力案件，這些案件發生在印尼人和他們的配偶之間。「這些人不知道到哪裏去申訴」，因達爾第這樣說道，同時這位負責人還說，「語言也是一個問題，因為很少有印尼人會說廣東話」。
陳高淩，這位香港大學的專家承認，在鄰近的地區，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在這些地區，「沒有一個有效的網絡來為這些人提供法律幫助」。
「那些可資利用的資源，不能夠觸及這些人群」。
法律有助於人們改變思維
但是，儘管存在著這些「不足」，朱莉安娜·迪瓦伊還是為這部法律提案的出台感到高興。「法律可以幫助人們改變思維」，這位美國修女這樣說道，她同時也承認，未來我有必要對發生的家庭暴力案件「更為敏感，該立案辦理的一定要立案查處」。「社會需要民主，但是，如果不尊重人、沒有禮貌、沒有教養的話，我們又怎麼可以達到民主這個目標咧？」。
路漫漫其修遠兮，但是，這是我們值得為之付出的一條光輝道路，「我們應當使用各種葡萄牙的大眾媒體方式來宣傳反對家庭暴力，就從這個主題開始，就從呼籲公共權力機關和有關機構的注意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