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體育局合併後,澳門正迎來一場關鍵的政策轉折。旅遊是否應納入新架構成為社會焦點,也將深刻影響澳門未來的競爭力、國際定位及產業布局。從政府行政到國際體育賽事運作,我深知三大領域絕非孤立,而是決定城市走向的核心力量。這場改革,成敗不取決於架構,而繫於領導力與制度創新。
文化局與體育局的合併,引起社會對文化與體育治理未來方向的廣泛討論。然而,在架構調整背後,真正值得深入思考的,是旅遊範疇是否也應納入新的文化與體育體系之中。這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行政決定,而是一項攸關澳門未來競爭力的戰略抉擇,涉及城市在大灣區、內地以及國際舞台上的長遠定位。回望過去,澳門每一次真正的進步,都源於勇於走出自身的限制,以務實及前瞻的方式面對深層結構問題。
以我多年在政府與國際體育組織工作的經驗而言,文化、體育與旅遊三者的關係從來不是鬆散並行,而是密不可分的共同體。這三個領域若能形成協同,便足以驅動城市經濟、產業升級與國際形象重塑;若繼續分割運作,則只能讓潛力被鎖住,無法產生綜效。

旅遊與「產品」須更緊密合作提升城市競爭力
今日的澳門,在文化與體育活動上同時面對本地、區域與國際三個層面的需求。旅遊部門雖然擁有國際宣傳網絡、市場推廣平台和龐大的受眾觸達能力,但始終未能與文化、遺產、表演藝術及體育賽事等內容資源緊密結合。這種行銷與內容分離的局面,使澳門在媒體曝光、文化輸出、活動效益及國際形象方面的能量未被充分釋放。
文化與體育項目其實具備海量的國際可能性,只是欠缺制度化推往海外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全球文化與體育的營運模式正迅速被科技重塑:人工智能策展、串流平台的主導地位、混合數碼藝術的興起,以及電競與跨媒體內容的擴張,都要求澳門加快科技更新。若無此能力,文化與體育將難以跨出本地市場。
大賽車與足球:缺乏本地專才成結構挑戰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是城市最具國際能見度的品牌之一,但其多年運作幾乎全面倚賴外部技術專家。儘管本地團隊負責籌備及協調,但核心的技術標準與專業認證卻無法由本地人獨立承擔。這揭示出澳門未能建立一支穩定、具國際水平的專業技術隊伍,而這將在未來大型設施——尤其是「澳門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落成後變得更加嚴峻。
足球則展現另一個制度弱點。青訓欠缺系統化、教練及技術人才匱乏、組織過度依賴志願性參與,使項目始終無法走向專業化。這些問題並非單一項目的困局,而反映出制度本身仍停留在「活動型」而非「產業型」的營運模式。

產業、就業與品牌是城市發展關鍵
若能讓文化、體育與旅遊真正整合,澳門將具備創造全新經濟動能的條件。文化與體育不再只是活動,而是可推向國際市場的可持續產業;旅遊不應只依賴宣傳,而要與內容深度綁定,形成城市的核心價值主張。然而,現時不少具文化或體育專業背景的本地青年在完成海外或內地學習後,回澳卻找不到與其專長相符的職涯發展路徑,導致人才流失。這對一個資源有限的小城市而言,尤為危險。
重點不在併局,治理模式需走向現代化
社會關注新機構的領導人選,但真正值得討論的,是澳門應建立何種治理模式。現時的公務員制度難以支撐文化、體育與旅遊所需的國際化思維、專業經驗及市場運作速度。當大型活動外判給六大博企,而人才制度又未同步改革時,便會形成結構性失衡。
解決方法不是回到單一行政主導,而是建立“半公共模式”。讓政府負責規劃、監管與城市品牌方向;讓博企依制度化方式提供技術、人才與市場連結;讓整個文化與體育體系具備與國際接軌的彈性與效率。唯有如此,澳門才能擺脫活動型思維,真正邁向產業型格局。
諮詢平台多年未能切入核心議題
另外,文化、青年與體育委員會本應是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助力,但在體育領域卻長期未能發揮應有作用。委員普遍缺乏專業技術背景及國際視野,使平台無法為政府提供涉及制度改革的前瞻建議。這是一項長期存在的制度性弱點,亦是改革迫切的理由之一。
真正的考驗在於領導力與願景
澳門今日面臨的選擇,不是文化與體育局如何整合,而是旅遊是否應進入這個新的政策架構。這是關乎經濟、人才、科技與國際定位的核心問題。職能合併本身不能帶來改革;真正的改革,需要清晰的願景、有力的領導、靈活的制度,以及迎向全球趨勢的能力。
這場改革,可能成為澳門跨向新一頁的歷史契機,也可能淪為又一次形式上的調整。成敗關鍵,不在架構,而最終還在領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