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聽聞一些香港人輕視在國共內戰期間逃到澳門的內地人,卻又對那些橫渡數十海里、遷往珠江三角洲另一端的人抱有某種欣賞。這種帶着大城市自信的傲慢與幽默,彷彿是對因博彩業而興起的小城輕輕調侃。畢竟,這座小城在創業精神與經濟多元發展上,未曾真正展現過足夠的競爭力。
75年後,香港推出了強而有力且雄心勃勃的《施政報告》(見第14及15頁),如同一顆對抗焦慮與抑鬱的藥丸,《施政報告》以新思維直面接踵而來的經濟與政治挑戰。反觀此地,主流策略卻仍似櫃中標語。
當前首要之務,是推動具可行性的方案落地。與其持續討論那些未能涵蓋或可能遺漏的細節,不如先行動。香港的經驗表明,即使社會未達至完全共識,只要方向明確、信念堅定,便能凝聚力量向前邁進。現階段關鍵在於積極投入公共資源、制定清晰的政策方向,以引導私人資本共同參與。面對挑戰,我們更需展現行動力,讓生活與發展在應對危機中持續前行。
有批評者指出,本次香港《施政報告》體現出強烈的中央政策色彩,發展路徑較為集中,且與地產利益群體關聯密切。這些觀察或許不無道理,但當前階段的務實路徑,恰恰需要在可行範圍內啟動工作,並以此為基點,爭取另一面的未來:促進自由貿易、人員與資金流動,以及提升自治的權利與自由。
關鍵不在於抵制計劃中與內地融合的部分,從而錯失全球都渴望進入的市場;而是在於如何贏得計劃中西方層面的認同與參與,這也是北京雖未明言、卻實際期望達成的目標。
雖然北方的政策訊號看似與此不盡相同,但深入解讀這可能也是構成中央政策的一部份。可以預見的是,若缺乏北京的支持,任何藍圖都難以起步;但若無法維繫西方社會的信任與吸引力,香港同樣難以行穩致遠。
澳門同樣需要具備這種務實的思維。若僅因某項政策帶有「中國特色」或側重內地聯動便長期擱置,並無助於解決問題,因為在港澳當前現實下,並無更優的替代方案。倘若澳門的發展僅限於被動地執行外來的規劃,而缺乏本地化的落實能力,那麼在構建與西方橋樑的過程中,將難以發揮實質作用。北京很快會意識到,外資與外來技術的引入,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正是各特別行政區可以、也應當積極創造的。若無法做到這一點,「一國兩制」中「兩制」的獨特價值與實際意義,恐怕將難以充分體現。
澳門的規模,甚至不及香港在深港邊境規劃的一個重點片區。橫琴雖已描繪出雄心勃勃的藍圖——新產業、雙岸格局、科技文化社區——卻連紙上藍圖都未成形,既無招標,也缺乏具體方案。
目前所欠缺的,遠不止資金,更是將願景付諸實踐的政治決心與執行文化。儘管岑浩輝政府面臨任期、財政的多重限制,但如今確實需要重新布局。要麼動用儲備、發行公債,或大力吸引中外多元資本。若繼續無視社會的期待與憂慮,計劃恐怕只會停留在理想階段,最終「胎死腹中」,並非因為方案本身不好,而是連中央所期望的方向都無法真正啟動。
那座兼具國際視野與混合活力的城市想像是否仍在?那些作為通往世界橋樑的經濟自由與開放性又在何方?它們確實在計劃之中,但似乎被掩藏了起來。計劃若連啟動都做不到,一切討論終將淪為空談。
缺乏建築業的參與,就難以推動基礎設施的建設;若將討論局限於意識形態的爭執或政治上的空想,則不免顯得脫離現實。這種態度甚至可被視為一種保守,因其仍依賴過去的殖民思維與美元至上的經濟模式。大灣區的建設顯然是經濟多元化的關鍵基石,更何況它其獲得中央的明確支持與背書。這是否會帶來新的問題與衝突?當然會的。然而,中國確實需要讓特區具備走向世界的能力。而這正是當前應聚焦討論的方向——關鍵不在於抵制計劃中與內地融合的部分,從而錯失全球都渴望進入的市場;而是在於如何贏得計劃中西方層面的認同與參與,這也是北京雖未明言、卻實際期望達成的目標。
短期來看,刻不容緩的是借鑑香港務實行動的文化。我們已無退路:在缺乏替代方案的情況下,必須立即全力啟動現有計劃,其他問題可在實踐中動態調整跟進。
*《平台媒體》 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