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族主義、意識形態戰爭、加徵關稅……以及混亂的白宮，是否成為歐洲與中國恢復關係的理想或必要背景？
A.C.S. – 一個重大機遇正在浮現。葡萄牙與中國的關係可追溯至15世紀，與中國、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的貿易上，葡萄牙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隨着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日益碎片化，特朗普不僅將目標瞄向加拿大與墨西哥，更針對歐洲與中國。從歷史的教訓中，我們了解到，貿易戰的所有參與者都將付出代價，首當其衝的便是美國。
我們必須捍衛貿易與國際關係。中國與歐盟共佔全球貿易總量的30%。葡萄牙與歐洲應加強與中國在政治、技術及商貿等領域的合作。我對中創新航（CALB）這樣的投資感到非常欣喜。這個全球主要的電池製造商計劃在錫尼什市工業物流園投資22億歐元，這充分展現了中國與葡萄牙合作的協同作用。我認為在再生能源、電池及電動車方面存在巨大的機遇，而中國必然會在這些價值鏈中擔當重要角色。
– 在疫情和烏克蘭戰爭之後，一切都改變了。這是因為意識形態的轉變、戰略的調整，還是來自美國的壓力？
A.C.S. – 確實……這一切受到華盛頓的影響。國家安全和防衛問題浮出水面，但顯然可以建立相關程序和規範。在全範圍內對科技進行全面管制、設立屏障和邊界是不可能的，但現時由美國開始，因地緣政治關係，加上過度的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貿易和技術被武器化，特定企業與機構被針對攻擊。
中國是葡萄牙和歐洲多種關鍵技術的重要投資者，也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者。2024年，中國佔全球電動車生產的60%，電池生產的80%，以及太陽能產業組件生產的95%。此外，中國在其能源組合中增加了330吉瓦的產能，是美國的7倍。
葡萄牙也在改變其能源組合。20世紀初葡萄牙對化石燃料的依賴高達89%，但如今已降至65%，71%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我們在風能和太陽能領域投入了大量資源，這與中國的發展方向一致。葡萄牙完全有潛力成為這些價值鏈的技術、能源和物流樞紐。
在能源與地緣政治的平衡中，葡萄牙與中國的關係可能會迎來新的週期。
作家、前葡萄牙經濟部長
– 特朗普上台三個月，是否改善了歐洲的反華氣氛？
A.C.S. – 我不會說完全是，因為一些政治邊緣分子總在等待最後一刻的改變，在歐洲尤其如此。我的主張與默克爾一樣。在2016年的G7會議上，有一張著名的照片：照片中的特朗普看起來像個厚顏無恥、不守規矩的小孩，德國總理與他對峙，法國總統焦躁不安，日本首相也在場。從那時起，默克爾便表示，歐洲必須依靠自己。
如今，歐洲正掀起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浪潮。她正在重組自己。雖然損失了許多時間，但歐洲仍是一個重要的世界集團，擁有5億消費者，這對中國而言至關重要。葡萄牙作為一個軟實力國家，在南美、非洲和亞洲都具有影響力，並且可以充分利用所有這些平台。
– 葡萄牙應成為聯通中國的橋樑？
A.C.S. – 沒錯，這對世界貿易、進出口非常重要，並且能夠彌補美國的錯誤。中國和歐盟是能將氣候變化影響降至最低、並持續投資於可再生能源的主要集團。葡萄牙剛剛通過了四個相關的重大項目。我們擁有歐洲最大的鋰礦以及其中一個最大的銅礦。沒有銅就沒有電，沒有鋰就沒有電力傳輸。我們希望透過與中國合作，能夠從提取、提煉到加工，穩固整個鋰價值鏈。海底電纜也至關重要，而海通在電纜領域有一個大型項目。
其次，在地緣政治方面，美國可以損害中國15%至51%的GDP，但前提是有盟友支持。如果歐洲不站在美國一邊，美國只能損害中國5%至7%的GDP，而中國僅憑自身力量就能損害美國4%至5%的GDP。對歐洲而言，與中國合作非常重要。在能源與地緣政治的平衡中，葡萄牙與中國的關係可能會迎來新的週期。
– 我們真的面臨「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嗎？
A.C.S. – 我毫不懷疑。在來到這裡之前，我正在閱讀英國前首相白高敦（Gordon Brown）與美國知名經濟學家艾哈默德．埃爾．埃里安（Ahmed El-Erian）共同撰寫的《長期危機》（Permacrisis）。這書探討由偶然因素塑造的長期危機如何持續並可能改變一切。有一次，習近平在英國訪問期間，白高敦曾問他，中國在21世紀面臨的最大風險是甚麼。習近平的回答令人深思：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希臘歷史學家。他在2500年前撰寫了經典《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指出新興帝國與霸權帝國之間爆發武裝衝突的風險始終存在。數據顯示：1995年中國的GDP僅佔全球GDP的2%，如今已達到19%，並正在邁向20%。與中國合作不僅能保護經濟、物流鏈、進出口及貿易，還能維持和平與穩定。我們必須盡全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 習近平提到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特朗普呢？
A.C.S. – 特朗普是個金玉其外的領袖，他的經濟政策集結了各種矛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曾在《金融時報》上發表一篇極具批判性的文章，深入探討關稅戰、制度腐敗、全面放寬管制，以及反壟斷法的終結等因素聯合帶來的影響。1911年的反壟斷法《謝爾曼法案》原本旨在限制標準石油公司和鐵路公司的壟斷權力。美國富豪馬斯克對此徹底無視，如今科技寡頭已經掌控了白宮。在外交領域，特朗普採用了一種所謂的「瘋子理論」，試圖讓談判對手感到恐懼和不安。這種策略或許在外交上能奏效，但應用於經濟領域卻無異於災難。
– 葡萄牙如何看待澳門的葡語社群？
A.C.S. – 這裡擁有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 未能充分利用……
A.C.S. – 就政府運作而言，葡萄牙需向中國學習。中國政府會訂立明確的短、中、長期政策。在葡萄牙，我們對澳門的重要性、澳門與內地的關係、歷史淵源以及在大灣區的定位尚未有足夠認知。近年的策略有種消極，我一直對此持反對態度，包括在5G網絡問題上的處理亦是如此。當時，英國情報機構對華為展開調查，結果清楚地表明，並未發現任何威脅國家安全的問題。
葡萄牙不應盲目追隨美國的觀點，尤其是這些觀點站不住腳時，但我們跟隨了，而現在必須糾正過來。透過澳門重新連結大灣區與中國，這不僅僅關乎葡萄牙企業，也關乎葡語國家的企業。大家匯聚於此，從中國轉運至葡萄牙乃至全球。我們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能源秩序正從石油國家主導轉型至由電力國家主導，而中國是全球的電力輸出強國。對歐洲而言，促進項目與理念的交流至關重要。
– 如何推動葡萄牙企業望向澳門和大灣區？是由政府推動，還是商界？
A.C.S. – 必須制定自上而下的戰略，由政府牽頭，然後由商界自下而上參與，從澳門及大灣區的機遇開始。葡萄牙在多個領域具有相對的優勢，例如軟件和信息技術，在人工智能領域也有所突破，然而，中國依然是全球最強大的人工智能國家。
葡萄牙可憑藉其海底電纜地理位置的獨特優勢，參與推動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此外，生物技術領域正在快速發展，包括健康研究、尖端臨床應用以及數字技術在生物產品中的運用。我們的經濟基礎，需要從會產生污染的模式，轉變為以生物產品為主，實現經濟與生物經濟之間的有效循環。
葡萄牙有許多具有潛力的創新項目可以推廣。在大灣區所能達到的規模，對於葡萄牙這樣的經濟體系而言非常重要，因為葡萄牙的經濟體系中，很少有公司的規模大到足以達到我們已經在做的規模。
– 在澳門能為此採取哪些措施？
A.C.S. – 首要任務是全面梳理澳門與大灣區之間可以發展的跨界網絡，並促進這些網絡從澳門延伸到葡萄牙。同時，需要有來自中方、葡方以及澳門的相關領域和主要參與者。我們要有非常具體的目標，而我們很多時都不夠明確，侃侃而談後缺乏行動計劃去跟進、執行。
– 發掘機遇，構建網絡……
A.C.S. – 的確如此。在當今世界，網絡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基礎，因為互聯互通正迅速成為本世紀的核心驅動力。一切都將通過網絡運作，包括知識分享、能源、技術與資金。我們必須確保這裡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