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笑聲、眼神、品嘗美食的滿足、觀察澳門事物時的滿心微笑，讓人感受到重逢。兩位期望與周邉人分享其在外面的所見所聞。Cristina Veríssimo說：「從宏觀問題到建築物，外地跟澳門都有很大差異。我們感興趣的是思考建築物及其周邊環境的城市化，令其在獲得新生同時，又維持到原本存在的特色。我們將展示許多新舊交融、共生創新的例子。」
他們帶來了在葡萄牙、倫敦、安哥拉、莫桑比克、美國、加拿大等地的作品做例子。Diogo Burnay 解釋：「當建築遺產較為鞏固、古老時，很明顯的，識別遺產的真實性明顯較為重要。」但對於那些隨著時間推移已遭改建的建築物，「我們希望建築物的故事能被講述，但同時也要框定新的價值；尋找現有建築物的靈魂，並了解方案當前的需求」。
候任行政長官岑浩輝承諾，舊區活化會是本澳未來的重點。Diogo Burnay 指澳門半島、氹仔舊城區、路環舊城區，尤其是半島，「各區各具特色」。要明白歷史街區「就是要是街坊街里」，跟各類城市不同，「有鄰里的結構；狹窄的街道，鄰里間瀰漫着一種煙火氣，這些都值得保留，不是出於懷舊，而是因為這是城區強烈、稠密而豐富的氛圍的一部分。」這令人想到了王家衛，在他的電影中，「我們感受到鏡頭裡的地方的濕度與氣味」。換句話說，「有些環境遺產是無形的。這些軟件我認為需要保護，例如是人們在這城區的生活方式，及生活的記憶」。
「當事物受到質疑、面對差異、與其他事物和完全不同的主題混合在一起時，潛力就被發掘了出來。」
建築師 Diogo Burnay
Diogo Burnay觀察路氹城時，看到它如何 「宣揚和容納打造城市的新方式」。這些與旅遊業、博彩業相關的項目，「減輕了舊城的壓力，舊城可以在不直接面對壓力的情況下重建，並尊重不同的特色和靈魂」。Cristina Veríssimo對這種結合表示理解：「這就是它一直以來的樣子，它曾經是一個奇妙的城市；混血兒，一半是歐洲，一半是中國；互相理解，並生活在這種二元性中。」當舊區重建時，「看看新的發展如何理解這兩種文化，透過連結兩者帶出新的想法，會比把外界的新元素植入當中更加有趣。最重要的是，要維持足夠的特色，令人不禁說：這是澳門，中國的葡萄牙城市。這裡的居民不能失去那份令他們感到澳門是『我的城市』的記憶。我很高興，因為生命力就在這裡。我們不能讓它消失。」Diogo Burnay 亦重申這點：「生命力就在這裡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方式存在。我們走遍了議事亭前地、內港、福隆新街……活化的可能性現在變得更大，因為遊客有其他選擇，從而可以幫助減輕這些社區的壓力。」
「我們總是從多角度思考，我們適應、發問，而融合就是這樣發生。」
建築師 Cristina Veríssimo
靈魂與設計的混合
「我們每天都想起澳門。」Diogo Burnay 曾撰寫關於建築和殖民主義的文章，形容自己被「價值觀的衝突、各種特色的混合所吸引。我們展示了不同世界的交融」。Cristina Veríssimo憶述自己「混合」的人生。她在不同的地方長大，「也許我在不同的城市重生」。但澳門是不可複製的：「我喜歡在澳門的經驗，在其他地方，我可能要花兩倍的時間才有。」
混雜性是個充滿激情的主題。Diogo Burnay形容「混雜性」是其職業生涯的核心：「這讓你總是能看到各種事物的交滙，明白這些事物不一定是對立的，而是彼此能和而不同。我們所有的作品都不追求單一特色，而是讓不同特色共存。當事物受到質疑、面對差異、與其他事物和完全不同的主題混合在一起時，潛力就被發掘了出來。」
「我認為韋先禮學派的強勁之處，在於它孕育了許多其他的學派。他很慷慨，讓我們覺得我們有空間建立自己的路線。」
建築師 Diogo Burnay
對於自己是否澳門學派傳人，Cristina Veríssimo認為在澳門的經驗影響到以後其生涯，例如與扎哈．哈迪德一起在倫敦工作的經驗：「我們都受自己的經歷影響。我不知道自己的風格是否已受到澳門的影響，或者我甚至不知道澳門曾有一個學派。但澳門遠離中心，有一定的自由度；我們有機會在澳做一些不會被主流設計或語言所束縛的作品。」她在波爾圖和里斯本讀書，曾在不同的城市生活。「我本來就很習慣不同文化結合，在澳門我能夠理解這一點，而之後和扎哈．哈迪德一起工作，令我更習慣這種多元性。」
Diogo Burnay 曾與韋先禮共事，這位「獨特」的人物「影響著澳門幾代建築師」，但之後他加入了 蘇東坡和柯萬鑽的建築師工作室，「那裹是較年輕的一代和風格也截然不同。韋先禮代表一個非常著名的學派，但我不認為他是澳門唯一的學派。我認為韋先禮學派的強勁之處，在於它孕育了許多其他的學派。他很慷慨，讓我們覺得我們有空間建立自己的路線。蘇東坡和柯萬鑽的經驗是非常專注於建築、紀律，對環境有非常特別的理解。柯萬鑽懂中文，這讓我們可以確保建築的質素和做出無與倫比的設計。」
「但澳門遠離中心，有一定的自由度；我們有機會在澳做一些不會被主流設計或語言所束縛的作品。」
建築師 Cristina Veríssimo
建築語言都不斷在改變和適應。Cristina Veríssimo 認為：「我們 20 年前所做的事情跟現在的已經不一樣了，而無論在那個年代，保持本地文化是最重要的。我們總是從多角度思考，我們適應、發問，而融合就是這樣發生。」Diogo Burnay補充，這與語言無關，而是關乎「主題、價值觀」：
「我們主要做的是公共工程，始終關注的是項目、作品如何凝聚人在社區」。就整體建築而言，「我們所看到的是，國際性的工作室都有通用的公式，適用於不同地點，但它們也需要適應當地的環境、經濟和技術」。
另一方面，「人們對於環保及永續發展的意識愈來愈高，用瑞士的建材在馬來西亞動工的情況愈來愈少。」Diogo Burnay 總結說：「如果項目是在亞洲，即使辦公室設在紐約，如果可幫助當地經濟和社會利益，成果會更好。」最近在莫桑比克的經驗中，他們「考慮了很多供應商，比起北部地區，更多與南部的供應商聯繫；着重的是該地區的交滙性，而不是資源或材料是否來自葡萄牙等地。當地經濟獲勝時，我們都會獲勝」。
加拿大懂得包容
Cristina Veríssimo 想到他們從加拿大學到最大的一課。他們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多年，她稱讚那裡是「建築與自然之間的互補，兩個世界相互連結。新加坡是個極端例子，突然間會在建築物五樓有到一個花園。加拿大沒有這樣的城市密度；將這個想法移植到加國很困難，但我認為在加拿大學到最重要的一課在是，自然必須被維護」。
Diogo Burnay 更喜歡另一種共生關係：「這裡是文化的緊密交匯點，着重歷史，對顯然不同的事物非常包容，求同存異」。將這個推論轉移到澳門，「這裡受到葡萄牙、中國、以及比較近代的國際社群（比方說美國人）所影響。重要的是要了解，在這些不同價值觀的交匯中，如何建構出一個城市，讓擁有這些差異的社群可以共處，而且每個人都覺得這是屬於自己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