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語國家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逐年增長。根據中國海關的數據，2023年，中葡貿易額達到2,209億美元，幾乎是2019年的兩倍。出席第一屆葡語系仲裁研討會的深圳國際仲裁院院長劉曉春指出，貿易越多，投資越大，同時「訴訟的可能性也越高」。
他表示，要解決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可能出現的商業糾紛，「仲裁和調解」是解決方法之一，而且是「一種和平、公平、專業、高效和可行的解決方法」，而澳門正是要成為仲裁和調解的首選地方。
深圳國際仲裁院院長劉曉春：「我們想善用澳門這樣特殊的司法管轄區」
中文和葡文在澳門都通用，澳門的法律也受這兩個體系影響。劉曉春又指：「我們想善用澳門這樣特殊的司法管轄區，因為在『一國兩制』下⋯⋯我們可以打造一個品牌，成為經濟和商業上的橋樑。」他補充指：「這次活動具有歷史意義。」
從莫桑比克遠道而來的Pedro Couto是其中一位與會者。他向本報表示：「大約九個月前，當我們開始討論這個計劃時，我承認當時我很謹慎，看了看來澳路程……我覺得到這裡只會談一會兒，然後旅程就結束。」
在研討會結束後，這位從事能源、天然資源和基建範疇的律師表示，他感到「非常驚喜」。他解釋，在尋找仲裁中心時，其中一個優先考量就是要找到一個「中立」的地方。
「我們可以說澳門不是中立，因為她受中國影響。但歸根結柢，我們談論的是一個受到葡萄牙法律影響的地方，就像莫桑比克和所有其他葡語國家一樣，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葡萄牙立法的影響。澳門也同時了解兩個世界。因此，就仲裁涉及此類當事人的個案來說，澳門確實是一個非常有利的地方。」
條件欠奉
目前，澳門有兩個仲裁中心：一個由世界貿易中心管理，另一個由澳門律師公會管理。有與會者向本報指，他們在大會上沒有看到這些機構的代表。
Pedro Couto指出：「澳門還沒有為國際仲裁的規模或涉及外部投資做好準備。澳門正在創造這些條件。」這些條件在香港等地已經存在，「很多年前已經就緒，且已建立起聲譽」，在深圳也是如此。
正如劉曉春指出：「葡語國家，包括葡萄牙和巴西，也有知名人士在我們的中心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儘管澳門的仲裁「不像中國內地在早期已開始發展」，但有「獨特的法律優勢」，使其成為「仲裁合作過程的核心」。
Pedro Couto表示，第一步是要凝聚共識。「我們（律師）會選擇有條件的地點，就像澳門一樣，要有住宿、食宿、技術等條件，且具備聲譽。以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為例，是另一個在亞洲廣泛使用的仲裁中心，在成立後的前15年，每年約處理90宗個案，雖然這並不算多，但這需要一個過程，且必須由利害關係人認為該地具備仲裁條件作為開端。」
從事能源、天然資源和基建範疇的莫桑比克律師Pedro Couto：「澳門還沒有為國際仲裁的規模或涉及外部投資做好準備。澳門正在創造這些條件」
Pedro Couto認為，這一步已在大會上實現，「這次研討會展現了葡語系國家和中國確實有這種聯繫、條件和意願考慮將澳門作為仲裁中心之選」。
其次，「必須有一個中心能有效地專注於或集中於跨境仲裁領域」。對這位莫桑比克律師來說，「這是一個需要各方積極推進的問題。必須要有政治意願，尤其是澳門政府方面，甚至可能是中央政府。必須支持和說服各自的企業」。
至於透過澳門調解的案例，他說他知道有些個案「本應透過澳門，但結果沒有」。澳門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的距離並不令Pedro Couto擔心：「其實與亞洲其他主要中心的距離差不多。」
葡語系仲裁及調解協會理事長盧偉樂：「必須要有一個由經驗豐富且具有國際文化的專業仲裁員組成的小組」
第一屆葡語系仲裁研討會由葡語系仲裁及調解協會（ALAM）、深圳國際仲裁院和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共同舉辦。
葡語系仲裁及調解協會理事長盧偉樂（Bruno Nunes）指出，深圳國際仲裁院是全球主要的仲裁中心之一，亦是迄今最大規模的葡語國家代表團到訪該仲裁院。
未來，他希望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糾紛能在澳門解決，尤其是涉及中葡論壇或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的合同。他強調：「這樣才合理。但如果要進行機構仲裁，就必須要有一個由經驗豐富且具備國際文化的專業仲裁員組成的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