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與參加者交流得如何？
陳哲藝（Anthony Chen）：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多元化的群體。 我們有來自香港、澳門、中國內地的參加者，也有來自日本、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甚至蒙古。背景不一，水平各異。有位蒙古導演去年已經拍過一部長片，去年參加威尼斯影展並獲獎，可見她的水平。還有一些導演從未拍過劇情長片，只拍過一些短片，但從未在國際或大型影展放映過。
我認為他們的個性都非常有趣，有想要講述關於自己、關於他們生活的城市、關於他們生活中危機的故事，這給了我很大的能量，但對於他們來說，國際電影領域競爭激烈。你可以看到，他們真的付出了很多血汗。雖然我還沒見到血，但我看到他們的淚水。
「了解他們在身份認同上的掙扎、面對如此細小的市場，這非常有趣。」
這是你首次擔任導師的角色嗎？
A.C.：這並不是第一次了，在過去的十年裡我也曾多次擔任過導師，但這是我第一次輔導短片創作營。其實這非常重要，因為在亞洲地區有很多的年青導演即使他們之前拍過一些短片，也可能對這個媒介不太了解。這是他們第一次可以和導師進行一對一的交流。這一屆有16位參加者，4位導師，每位導師分別指導4位參加者。在這幾天裡，我告訴他們劇本還不夠好，一直和他們一起探討影片的核心思想，找到他們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
這在5天內有可能做到嗎？
A.C.：不太可能，因為現在才是整個拍攝的真正開始。當我們離開澳門，他們需要自己處理餘下的工作。當然，他們已經調整好劇本，並為最終的簡報做好準備，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被選中就必須完成劇本，他們有幾個月的時間交片，所以他們必須繼續努力。
「我經常以情感作為核心和團結人類作為出發點。這不僅僅是製作一部關於我們家鄉的電影，而是要了解我們如何才能讓電影具有普遍性。」
短片是以「我的家鄉」（My Hometown）為主題，背後的原因是甚麼？
A.C.：我認為這是他們反思自己和自己來自哪裡的一種方式。我認為在導演的職業生涯中，有些最好的電影就是最個人化。有些人離開了他們的故鄉、他們的國家。為甚麼？那些留下來的人呢？為甚麼？這是一場關於自我身份的辯論。如果你回望過去，或試圖找到與自己家鄉關係的本質，你會發現那裡有很多故事可以講。在我的小組裡，有兩位來自澳門的參加者，某種程度上，了解他們在身份認同上的掙扎、如何面對如此細小的市場、他們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們如何在世界中定位自己，這非常有趣，也很吸引人。
考慮到亞洲文化的複雜性，很難定性亞洲電影。這些差異是如何在國際電影創作營中融合？
A.C.：我經常以情感作為核心和團結人類作為出發點。這不僅僅是製作一部關於我們家鄉的電影，而是要了解我們如何才能讓電影具有普遍性。無論我們來自哪裡，我們必須找到我們所有人都認同的角度、情感和經歷。
我問他們：為甚麼人們會感興趣？為甚麼我會感興趣？我來自新加坡，在那裡長大，但我也在其他地方生活過。我在倫敦住了很長時間，現在居住在香港。我為甚麼應該要關心？如果我們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就會發現其實就是這種普通人的故事，讓我們透過一部電影產生共鳴。說到底，我們是在反思我們的共同身份。從這裡埋下種子，我很好奇，到了年底，將有哪棵樹會生長出來。
「我感覺澳門政府正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來發展文化空間。」
像澳門這樣的小市場該如何發展電影產業？
A.C.：澳門的導演也經常這樣問我。我認為來自一個小地方是件好事。我也來自一個小地方。2007年，當我製作第一部短片時，我在康城獲獎。這是第一次有新加坡人在那裡獲獎。當我導演第一部長片時，也是我第一次獲得了康城電影節金攝影機獎。我記得那時候有人給我發短訊，就好像是新加坡贏了世界盃一樣。在我們之前，那時候的新加坡電影並不多，如果你努力工作，如果你真的創造出一些好的作品，甚至是傑出的作品，你就向世界展示了一點點的自己。
甚至可能對觀眾更有吸引力，因為小地方的電影不常見。
A.C.：如果我們看每年在日本境外製作的日本電影數量，就會發現年輕的日本導演很難打入這個市場。但如果一部關於澳門的電影拍得非常好，我想當全世界發現這部電影時會感到非常驚訝。很多導演認為他們必須離開（小城）才能成功，但他們最終會去一個競爭更加激烈的環境。我感覺澳門政府正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來發展文化空間。我認為這座城市已經發展到了擁有財富、基礎建設的程度；下一步是發展自己的文化。這是人們對澳門產生認同感的方式，我認為現在正是時候。本地電影人只需要做好自己，然後拍出一部好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