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世界上72%的人口生活在被認為是專制的國家，只有13%的國家實行完全民主政體。這個指數與1986年柏林圍牆倒塌之前的情況相當，迫使我們立刻提出一個問題：那麼圍繞前蘇聯而開展的反共產主義鬥爭不是為了在全球推行民主嗎？如果是的話，那便是人類的失敗，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泛西方國家—西方的霸權政客、知識分子、記者和其他發言人，以及其大多數公民—傾向於將矛頭指向「其他人」（俄羅斯人、中國人、非洲人、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玻利瓦爾人」，任何其他人），指責這些人所謂的不能生活在民主之中。他們國家極右勢力的增長會迫使他們放棄被稱為「歐洲中心主義」的道德優越感，但不要期望這種情況會發生—大多數西方民主人士，當其
階級利益面臨風險，會毫不猶豫地與極右勢力和法西斯主義結盟；或多或少他們都是這樣做。我指的不僅僅是明顯的案例，例如與公開獨裁和強硬獨裁「民主國家」之間的國家結盟，目前可以舉的例子有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匈牙利、以色列等。我也不局限於極右勢力在大西方國家的正常化進程，甚至可能達致權力或接近㩲力。我質疑的是：當一個擁有瑞典民主、社會和「國際主義」傳統的國家，不惜背叛整個民族（庫爾德人）以換取加入北約時，大西方的民主狀況又如何呢？但還不止於此。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了一篇於7月2日發表、措辭嚴厲的文字。巴西記者米莉·拉科姆（MillyLacombe）將丘吉爾有關相對民主的名言一語道破。
她寫道：「在美國，在2015年，當希拉里和桑德斯對決，競選民主黨席位，以迎戰特朗普時，所有策略都是為了讓桑德斯出局。當桑德斯說出『革命』之類的詞語，並表示他將會追捕億萬富翁時，他並不是美國民主的正統發言人，他故弄玄虚。而希拉里輸給了『納粹法西斯』」。這表明了民主的局限性（並且應該重申民主與階級鬥爭的關係）。為了避免誤解，我要澄清，我和丘吉爾一樣確信，民主儘管有其局限性，但卻是最好的政權，因此值得為之奮鬥。
但是，像大多數南方國家的民主人士一樣，我堅持兩點：第一，沒有社會規模的民主只是一場虛幻，這使其永遠處於危險之中；其次，民主不能通過來自國外的大砲和無人機力量推行，就像大西方那些有思想的民主人士想讓我們相信的那樣，包括「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反常的矛盾修辭。
必須要問的問題是：為其麼柏林圍牆倒塌34年後，民主卻沒有進步？當前普遍的民主危機有多種原因，但事實上，最主要的原因是技術金融資本主義對其需要維持和發展的社會維度進行蓄意的結構性攻擊。二戰結束後建立的福利國家積弱、經濟的金融化、不受監管的技術使用，以及資本的選擇性全球化，解釋了民主的各種危機、疑慮、騷亂和內部攻擊；表面上，大西方國家堅持用「民主與獨裁」論調來證明其對其他國家的干預是合理的，而這難以掩蓋當前爭奪市場控制權的鬥爭。
因此，在這場危機中，沒有好壞之分。各方應該記住喀麥隆一句勸人不要對人指指點點的諺語：在這種情況下，矛頭總是指向指責他人的那個。
*安哥拉作家和記者。África 21雜誌社長
原文發表於《每日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