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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民教育之命?港澳國民與公民教育的變遷與差異

廖志輝*

說到港澳兩地青年的國民認同,最近以民調為基礎的研究已指出,當香港新世代的本土認同越發與國族認同衝突,澳門青年仍然呈現穩定的「雙重認同」狀態,既是澳門人也是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始終佔據主流。

換句話,澳門的國民教育相較香港成功。但事情真是如此?

香港教育大學教授莊璟珉,曾在2018年發表研究探討港澳兩地國民教育的發展與差異,他指出兩地的國民教育長期和公民教育互為表裡,而兩地國民/公民教育的差異又與社會實際發展有關。

香港相對澳門更複雜的社會形勢,最終也形塑了更迂迴的國教軌跡。

回歸前:做個好公民 先為己後為人

回歸前香港的公民教育改革始終保守。1985年,港英政府首次出台「公民教育指引(The Civic Education Guidelines)」,卻被外界批判過度去政治化與保守。細究指引內容,大部份圍繞個人的權利與責任,不涉及社會現實政治,對民主、人權、法治的教育也相對不鼓勵。這樣的教育取向卻正對北京胃口。

學者認為,正是殖民晚期港英政府在公民教育上不完全的改革,讓北京較順利進行回歸過渡工作,因為即使殖民晚期香港不乏反對回歸的聲音,大體上社會主流仍是所謂的「經濟動物」,與北京想要推廣的愛國教育看似沒有衝突。

相對地,澳門在回歸前的公民教育改革更是落後,既難以找到如香港般明確的公民教育指引,此時的學校背景也相對複雜,如親共紅底學校與天主教學校各據山頭,各自有著不同的教育與政治取向。澳葡政府難以統一課綱。

這個情況在回歸後急速轉變。

回歸後:在晚間新聞前先聽國歌

「馬照跑、舞照跳」大抵仍貼合香港回歸初期。直到2007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明確表示香港要強化青年的國家認同後,教育局隨即展開一連串公民與國教改革。

先是在2008年,教育局出台「德育及公民教育修正框架(Revised Framework of Moraland Civic Education)」,鼓勵老師的公民教育方向應該讓學生的生活與國家產生連結;兩年後,時任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正式將「德育與國民教育」取代原來的「德育與公民教育」,公民被去掉了,並要求學校提升國民教育的教學比重,以進一步培養國民認同。

一個叫公民教育但實際也是國民教育的課綱如此形成。

另一方面,澳門的公民/國民教育改革某程度在走香港舊路。回歸後,公民教育的教課書一般由澳門教青局與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整體的公民教育取向則與香港相似,既強調個人的「負責任公民」角色,卻仍然很少鼓勵討論爭議性的社會議題。

可能的解釋:社會結構不同

對於港澳國民教育成效的不同,第一個原因可能與社會運動有關。自回歸開始,香港從未缺乏身份認同相關的社會爭議。2003年百萬港人遊行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06-07年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抗爭、09年反高鐵興建抗議、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科運動、2014年佔領運動,當然還有2019年的反修例抗議等。

作為一個生活在資訊自由社會的香港青年,面對這些社會事件確實難以回避,並全盤接受學校所教。結果,我們知道本土分裂訴求在這個脈絡下出現,中央則是以強硬的手段回應(如國教改革)。

澳門的情況是如何呢?如果說導致國民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應該在社會中尋找,可以想像澳門國民教育必定受建制與保守力量主導。

澳門盛行社團政治與侍從主義(Clientelism)。簡單來說,社會與政治領域,大部分由親政府的工會、商團、街坊會和同鄉會主導,這些組織樂於也積極傳遞愛國教育。

例如澳門最大的工會組織「工聯」,每年均舉辦祖國週等展覽活動;來自同鄉會的立法會議員,三不五時提案身份證要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教育要結合黨史等國教政策;澳門第一學府澳門大學也不敢怠慢,在2015年抗日70週年,舉行盛大的「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活動。各建制社團相當落力搞好愛國教育。

無論如何,香港的國教改革仍要比澳門多變與波折,青年世代的國族認同,自然也非一面倒,而是相當變動,甚至對抗。

*澳門學16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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