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政府將選擇維持現有博企的數量。這是力圖律師事務所律師高彼濤（Pedro Cortés）的意見。然而，他警告可能出現的變化將會是趕走國際投資者，削弱市場競爭力。他指出，當前的博彩業為澳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並繼續成為「龐大的（也許是唯一的）經濟引擎」。至於引入數字貨幣作為支付方式，他稱：「可以拯救這一產業，並抵抗目前的廢除主義潮流」。
—關於批給數量，大多數的意見（43.8%）認為應該為6個，因為這可確保博彩行業專業人士的就業和社會穩定，從而有利於該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和政府稅收的穩定。有人認為，這一數字應大於或小於6。您的立場是甚麼？
高彼濤：我認為，政府將考慮目前的情況，選擇保持現有博企的數量，結束轉批給，並修改第16/2001號法律第7條第2款。也許可以「洗牌再給」那些已經在市場上且有經驗的公司。更有趣的是，了解市場上公司的股東結構的變化，以及是否有一些博企想要共同參與這場遊戲。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受到第16/2001號法律的限制，當中有些已經在其他博企的資本中佔有股份。雖然政府更願意維持現狀，但我們可能會有驚喜。
現階段，博企數量的變化（6家）對澳門來說可能不是最好，但不應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因為專注於多元化的公共政策，似乎在歷經多年後終於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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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批給期限方面，目前為20年，並可再延長5年，儘管大多數意見（42.1%）認為應縮短批給期限，但亦有不少人（32.8%）傾向維持現有的期限。縮短現有的期限是否有好處？投資者會否不感興趣？
高彼濤：一切都取決於公共政策和行業的目標。若按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區的設想，降低博彩業在經濟中的比重，或許可選擇更短的期限。但若真是如此，自然無法吸引新的投資者。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十分懷疑澳門是否仍是一個吸引國際投資者的市場，尤其是對於目前沒有在澳門投資的投資者。
另一方面，我對澳門博彩業的未來充滿懷疑。一些跡象指向巴波沙總督在1929年所期望的：「廢除某些形式的收入」，包括鴉片和賭博。我希望我是錯的，因為像拉斯維加斯一樣的娛樂業，其中博彩業只佔總收入的25%。這樣的博彩業還是可以生存的。
—您認為修訂博彩法是否意味著轉批給制度的結束？
高彼濤：博彩獨立轉批給「制度」從未存在過。高德志（JorgeCostaOliveira）博士認為，這是一個明智和可能的解決方案，以解決特許經營權持有人與代表投標的管理公司之間的一個具體問題。這個解決方法後來被其他特許經營商所採用。因為在2001年沒有人認為市場會變成這樣。這一解決方案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腳的，儘管多年來一直存在各種疑慮。修訂《博彩法》可一勞永逸地禁止轉批給。
—增加作為澳門特區永久居民的常務董事持有的公司資本會否勸阻外商投資？您認為應設置在20%到50%嗎？
高彼濤：增加常務董事持有的公司資本是一個可能會產生影響或不會產生影響的問題，這取決於他們持有股份的經濟權利。理論上，我們可以將99%的幸運博彩經營承批公司的資本用於幸運賭博營運，並由常務董事持有。最終獲得營運收益—即股息—是那些持有1%資本的人。在實行這一措施時，我認為這是最好的選擇。政府希望有人與之交談，而沒有誰比永久居民更適合了。如今我對於理解這種規則的精神有所懷疑。
—關於政府向股東分配利潤的建議—通過滿足特定要求和政府的事先授權—是否干涉了自由市場原則？設置此限制的後果是甚麼？
高彼濤：干預，而且，如上所述，這引起了國際市場的緊張。這一影響可能會使政府考慮這樣的措施是否會進一步勸阻國際投資者。或者，就像騎兵武器上寫的格言一樣：「騎士永不退卻，轉身繼續前進。」
毫無疑問，到2019年，最大的幸運博彩市場才走到這一步，因為其有能力吸引國際知名的博企參加2001年的競標。而在此之前，1961年有能力吸引何鴻燊和他的股東葉德利、葉漢及霍英東投標，使澳門實現現代化，他們並始終希望從營運賭場中獲利，並為城市的發展作出決定性的貢獻。當然，這也不是要忽視中央政府從2003年起實施的個人簽證政策，這比任何公共政策都更為重要，是所有這些發展的核心要素。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達到同樣目的。例如，要求將一定百分比的利潤重新投資在政府認為對澳門重要的業務或項目。需注意的是，博企已在澳門投入巨資。他們曾經是，直到現在，並將繼續成為澳門的（也許是唯一的）經濟引擎。人們傾向忘記2002年的澳門，以及我們今天所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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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更嚴格的社會責任會否削弱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高彼濤：在任何正常經濟中，一半的博彩從業員已經看到他們的僱傭關係被終止。博企陷入瘋狂，幾乎是「虛榮」地強調社會責任，但在我看來，他們應該表明仍然忠於澳門，並配合澳門特區的就業穩定政策。總是有改進的餘地。而且若沒有特許經營者，我們就無法談論經濟多樣性。若沒有特許經營者，我們就不能談論發展公共教育體系和創造就業機會，吸引新人才（並留住我們已有的人才）。遺憾的是，在某些部門，人們更喜歡蒙上眼睛，遠離現實。我們在綜合度假村的多個領域擁有過，且現在也擁有國際人才，若不改變定居政策，這些人才可能會被浪費。打造世界級的國際旅遊文化娛樂目的地？除了我們的博企，還有誰可以做到這一點？革新？為人民福祉貢獻？通過促進社會各個領域發展、創造平等和縮小貧富差距的創新政策、措施和目標，博彩市場的可持續增長是可能的。博企一直都可以做到這一點。現在我們不能忘記，在市場經濟中，最終目標是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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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刑事責任，回顧過去20年，需要改進的地方是甚麼？
高彼濤：除了採取措施—不要忘記至少從1993年開始就對非法收取存款作出處罰—活動必須受到監督。政府是否有辦法防止發生這種情況？好吧，我也有疑問。據了解，去年博監局對《組織法》作出修改，希望能大大加強相關框架。
澳門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實施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40項建議的司法管轄區之一。在20年來，為所有相關人員伸張正義，特別是金融情報辦公室。但是若在實踐中，存在可疑、不清楚和無人監督的情況繼續發生，那麼將其寫在紙上又有甚麼意義？
—除了公眾諮詢，有人主張修改現行法律應優先考慮國家安全。以何種方式？
高彼濤：用足球術語來說，這是「為了拍照而防禦」。國家安全在澳門從來都不是問題，幸運的是，對於我們所有居民來說，這看起來永遠不會成為問題。我們有一部從未實施過的國家安全法，因此可以肯定地得出結論，這實現了其目的。在我看來，那些在這個領域談論國家安全的人似乎不了解情況，或者就像比教宗本人更渴望取悅天主教徒。政府的政治責任是讓我們走出這場疫情危機，制定明確的開放邊界和多元化經濟計劃，以實現小康社會。若關於這些建議的想法是：這些是外國企業，因此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也許了解這些企業為澳門及澳門人做了甚麼會很有趣，他們是許多公司的最終股東。結論可能是這些投資基金的股份最終由國家銀行或金融公司持有。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錯誤的問題，不應該在此討論。我們想要一個世界級的旅遊目的地嗎？我們必須在這裡擁有最好的。一些最好的已經在這裡，並且應該繼續存在。
—由於新冠疫情，過去兩年遊客人數減少，有人提議降低博彩稅。您同意嗎？
高彼濤：現階段，談論減稅是烏托邦式的，特別是因為收入遠低於預期。然而，在我看來，配合多樣化的目標，在未來的特許權合同中似乎有可能減少博彩稅或其他繳款。
例如，若一家特許公司表明，基於非博彩元素的綜合收入增加，而與博彩無關的勞工的總和與此類收入成比例，那麼，能夠達到博彩毛收入4%的貢獻可能會減少，甚至消失。
—今後是否可以引入線上博彩和電子支付手段及電子貨幣嗎？從法律角度來看，在實施這些機制方面猶豫不決的主要原因是甚麼？
高彼濤：儘管全球線上賭博蓬勃發展，但澳門似乎正以「十字架上的魔鬼」的姿態逃跑。就這一問題達成明確的意見並非易事。我們認為，作出監管總是比擁有一個導致非法、灰色地帶的不受監管的市場要好，更何況還可以避免犯罪率增加。應始終考慮可持續發展。但可以考慮讓特許經營商提供的體育博彩產品多樣化。
關於數字貨幣，這是可以拯救該行業並使廢除主義打消意圖的方式之一。隨著數字人民幣的推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將能通過限制在特定時期內可以下注的金額來控制資本外流。但是，在此之前，有必要一勞永逸地定義公共政策方面的需求，這樣在下一個經濟周期中，就不會出現舊賭廳變成博物館和空蕩蕩的酒店有幽靈在徘徊。
同樣重要的是要考慮到，千禧世代並不像X世代一樣覺得賭廳有吸引力。Z世代當然也是如此。所有這些都必須加以考慮和規劃，以便我們的城市未來適度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