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基金會宣佈對社團資助制度進行改革，表示考慮到現行制度存在的缺失和收到的資助申請不斷增加，有關制度「已無法滿足社會期望」。立法會議員李良汪強調改革是有需要的，而增加透明度有助公眾監督公帑使用。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蘇嘉豪則認為，公開帳目將為公眾帶來更好的服務。
適時改革屬必然 望審批標準更「貼地」
根據《澳門基金會資助工作：回顧與展望》報告，現有資助制度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法律法規滯後、審批模式有待改善、監管力度不足。
為此，澳基會推出了多項改革措施，例如制定一套專有的資助審批規章；由「開放式」、「隨到隨批」的資助審批模式改變為「計劃主導」、「集中審批」的審批模式；按照特區政府資助「歸口管理」原則確定的資助領域，推廣能更好促進澳門社會發展的項目；對於大額資助，受資助者需提交由執業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編製的財務報告。此外，澳基會還鼓勵社團自行尋找其他活動資金來源。
對於以上措施，立法會議員李良汪認同，澳基會成立至今已超過二十年，隨着社會環境變化，大家對制度的訴求已有所不同。「莫說自治基金，即使是其他行政工作，過了一段時間適當地檢討和完善都是必要的。從整個社會層面佈局去看，我覺得認同的，也是必須的。」
他坦言，面對改變，「陣痛」與不便是必然。他認為「有標準可循是好事」，但他亦希望，澳基會一些審批的標準能考慮更多方面。「現在澳基會多了一些標準。就社團的運作經費，可能會視乎你有多少個場所牌照，例如有多少間醫療中心、長者中心、學校、托兒所等，再去定資助標準。」
身兼「民眾建澳聯盟」理事長的李良汪指出，一些社團可能會出現問題。「如果他們平常有在社會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這方面就要小心處理。因為不少社團可能都有員工或營運所需支出，如資助一下子沒有了或大幅減少，一來對社團本身的運作會有影響，對社會服務的供給也可能有影響。」
如資助一下子沒有了或大幅減少，一來對社團本身的運作會有影響，對社會服務的供給也可能有影響
李良汪
他表示，當中牽涉的不單是自己所屬的社團，其他社團亦然。例如「為求助提供服務，比如家暴的法律諮詢，但沒有營運托兒所、醫療中心」的社團。「如按這標準審視他們營運的經費，他們可能會大受影響。我不反對用政府發出牌照的場所作為其中一個標準，但也要同時審視社團實際提供了些甚麼服務，綜合去做評估，我相信這會更貼合社會需要。我最不想見到的是，可能解決了一個問題，但同時又會衍生另一個社會問題。我相信這也不是政府或澳基會改革的初心。」
社會有共識 公開帳目水到渠成
新澳門學社副理事長蘇嘉豪就形容，澳基會今次的改革這是「遲頓的開始」，但也顯示澳基會有把過去社會上的聲音「聽入耳」。他表示：「最嚴重的問題是製造了一種澳門社會上頗負面的社團文化和風氣，相比失去了的公帑，我相信那對未來的影響更深遠。」
曾任立法會議員的他過去屢次提出，行政長官應根據《結社權規範》第19條訂定金額，若社團收取公共實體的津貼或資助超出金額，須每年將賬目於其通過後翌月公佈。
蘇嘉豪認為，政府也知道未來的立法應是朝向比現在更公開透明的方向。
「我不是要求拿一千元的資助也要公開帳目。適當的金額以上要公開帳目，我想這些是最基本未來立法要做的。」
「我想，公開帳目是一個基本。除此之外，我覺得受資助活動的報告也沒太多私隱。先別理公開後有沒有人看，我覺得公開後甚至有個很積極的作用是，社團可以從中知道對方比自己優勝的地方，我覺得這是促進社團的良性競爭，然後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給大眾。」
我不是要求拿一千元的資助也要公開帳目。適當的金額以上要公開帳目，我想這些是最基本未來立法要做的
蘇嘉豪
而對於公開帳目，李良汪認為，現時澳基會有在《政府公報》上公佈社團的資助總額，而在社會有共識後，社團公開帳目、加強透明度也有正面作用。
「增加透明度這些大方向我想市民都不會反對。我們自己作為社團負責人，我自己也覺得不應該要反對，因為這也是社會訴求，對改革方向發展是有需要。」李良汪認為，到底要公開多少細節則可以討論，也樂見政府安排。
「用多少錢請了多少員工……這些大數都沒問題，但是否需要到每張單，如一支筆花了5.5元，細則方面可以談。但方向上我是支持認同的，如果社會有共識，我覺得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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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是要給社會明晰。因為最近幾年自己也感覺到帳目越不公開、越不透明，市民大眾對社團、對政府之間大家都會產生誤解，甚至有些市民都會覺得社團只是會找政府拿資助。但以我們社團為例，若干部分是，而大部分資助都不是來自政府。政府也開始會對民間有這種聲音感覺到有壓力，變成有時三者之間有質疑時，對大家都不好。所以有時陽光點、透明度高點，如何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我想對三方都是一件好事。我自己覺得，反正都是政府資助，亦應向社會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