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對澳門足球有一定理解的讀者，或許曾對一個現象感到困惑：在本地足球聯賽的參賽隊伍中，除了有以政府機關為名的球會（如警察、海關）外，還有以葡萄牙球會（如士砵亭Sporting Clube、賓菲加Benfica）為名、並使用大體上一致的隊徽及球衣的本地隊伍。這些耳熟能詳的球隊，對澳門人而言似乎並無甚違和，但一旦與外地作比對，突兀的地方則顯而易見。例如，我們難以想像在香港超級足球聯賽中，會出現名為「曼聯」、「利物浦」、或者香港警察的球會。
那麼，為甚麼唯獨澳門會出現如此現象？這種局面從何而來？在里斯本大學學院學者Célia Gouveia對澳門足球的最新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澳門足球的面貌，事實上需要從殖民地時代開始回顧：過去形成的球會組織方式，一直影響今天本地足球的發展方向。
本地足球的組織「傳統」
足球作為一種日漸普及化的運動，最初引入澳門可追溯自1870年代，並在1920到30年代間進入高峰。在澳門足球的「黃金期」，土生葡人紛紛組織球隊及比賽，據說比賽水平亦相當有水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澳門與廣東及香港會舉行省港澳間的年度足球比賽。總括而言，當時的本地足球可謂是「百花齊放」。
而澳門足球的頂峰之所以發生於1920到30年代，事實上與殖民地的政治發展密切相關。自從1926年葡萄牙政變，威權統治逐漸在國內鞏固開始，運動便成為「新國家」（Estado Novo）體制中的重要一環。薩拉查政府把運動視為一種「體育文化」，以此宣揚國家的道德及政治價值，並作為教化之用。
而殖民地澳門亦不例外。足球在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中，可謂是其嘗試展現權威的重要領域，並具體反映在澳門球會的組織方式。在1930年代起湧現的球會，有相當部份是由當時駐守澳門的葡萄牙軍人以及治安部隊成員（如警察）組成。在當時澳葡政府尚未制訂具體的體育政策的背景下，軍人和警察們自發性組織球隊及比賽競技，除了作為休閒活動，以及葡人社群內部交流的角色外，更重要的是借由某種集體競技活動，培養及維持國家認同及軍事精神。維繫對母國的歸屬感對殖民地的統治而言，可謂不可或缺。
葡萄牙球會的衛星網絡
透過在本地建立「衛星球隊」，足球提供了另一種聯繫母國與殖民地的方式。例如上述所提到的「澳門士砵亭」，早於1926年便以葡萄牙體育會的屬會形式，參與本地的足球競技。而另一支歷史悠久的澳門球會「澳門賓菲加」，則是於1951年以里斯本賓菲加體育的屬會形式出現於澳門。
一旦葡萄牙與澳門的足球聯繫建立後，兩地球會的來往亦隨之而來，且同時帶有濃厚的殖民地意涵。當時，葡萄牙球隊會定時組織往葡萄牙各殖民地的巡迴比賽，與其當地屬會或其他球會比賽。透過在帝國內部的移動，足球正好重新確認了葡萄牙的統治範圍及「母國—殖民地」的從屬關係。
但這種聯繫，亦反向地提供了本地球員的「晉升階梯」。例如曾代表葡萄牙國家隊的Joaquim Pedro Pacheco，便是在1926年於澳門出生的土生葡人，起初效力警察，並於1950年起效力葡萄牙士砵亭。另一位暱稱為「老虎仔」的混血兒羅錫（Augusto Rocha），同樣於本地小球賽出身，後來於不諳葡語的情況下，遠赴葡萄牙效力士砵亭，並曾同樣代表葡萄牙國家隊出賽。在退休以後，羅錫於科英布拉開設了一間名為「龍華」的酒樓。兩人的故事，正如今天的足球轉會市場般，反映了殖民地關係如何影響球員流動的方向。
不變與改變
過去的球隊在回歸以後同樣被保留下來，並參與到遠更為制度化的足球聯賽中。但澳門足球有否因此「更上一層樓」？2019年世界盃外圍賽中，澳門足總在球員集體聯署反對，及於首回合領先的情況下宣佈棄賽，使得澳門成為第一支世界盃出局的球隊。以另一種方式於世界上「留名」，似乎亦呼應了當代澳門的特色。
*澳門學16號作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