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正進行公開諮詢的《工會法》中既沒有提及罷工權，也沒有明列非本地僱員組織工會的可能性。至於在諮詢文本中提出的集體談判權，工聯議員李靜儀認為法案應重點確保僱員有組織和參與工會的自由，立法會前議員吳國昌則批評文本相當 「粗疏」，並以合法的方式限制特定工種行使工會權利。
回歸前，立法會前議員吳國昌已在結社權法律中，提出設立組織工會及集體談判權條款，然而當中的工會法條款卻不被通過。主權移交之後，先後有不同的議員12次向立法會提交《工會法》法案，最終都被否決收場，最終以政府主導的《工會法》法案諮詢文本於10月31日開展為期45天的公開諮詢。
吳國昌在接受《澳門平台》訪問時表示：「回歸後，民間工人社會行動增多，資方對此有所顧忌並認為：『有了工會法，工人運動會更加激烈』，所以當時的傳統親北京陣營，不論是資方還是勞方都有共識，暫時不把工會法立法，不同議員提出的議案歷來都被否決，就是因為各方的共識都是等政府研究和推動。」以他的理解，政府之所以在此時推出法案文本，是由於親北京傳統社團陣營及資方在回歸後20年後，經過長期討論，在內容上各方都有較清晰的方向及共識，加上國安法的大背景下，政府可利用行政手段限制工會行動，在以政治力量維持社會穩定方面更有信心。
諮詢文本「半桶水」
然而，現時的諮詢文本中，在集體談判的情況下，一旦勞資雙方談判破裂，勞方並沒有被賦予進一步集體工人行動的罷工權利和保障。吳國昌並形容這只是一個「初級文本」。他認為，除了工會組織要註冊登記、工會有權代表工人表達意見外，有必要時工會則代表工人與資方集體談判，當集體談判破裂便有抗爭的需要，觀乎世界各地的工會發展，集體談判之外，還要有一個集體的行動、關於工作上的集體決定，例如有必要時按章工作，有限度工作，直至問題解決，否則，再進一步便是罷工。「現時工會法中暫時未有條件處理，只是用低層次的方式來應付。但大家都理解在澳門不一定立即要有罷工，應先建立工會，有初步的集體談判權，才再進一步看看怎樣啦。」
基本法，我們也有這個（罷工）權利，但問題是如何去實踐，將來需要細則性探討，但在第一階段就可能先易後難
李靜儀
談及欠缺罷工權，澳門工聯議員李靜儀表示：「在基本法，我們也有這個權利，但問題是如何去實踐，將來需要細則性探討，但在第一階段就可能先易後難。」她表示，本澳過往連組織工會的自由、集體談判權利和程序也沒確立時，更多的僱員是希望先與資方協商。「僱員都會有壓力，他們不想失業，是想解決事情。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點及優先處理的問題。」然而，諮詢文本在訂立集體談判方面相當「粗疏」。吳國昌解釋，工會只能代表工人協商，但沒有進一步立法保障，若協商不成功，後續的抗爭式行動就更困難，更遑論罷工權。「在實際的政治環境來說，你登記成為工會是一回事，問題是登記後能行使的權利又有多少。」
設百分比門檻限制工會參與集體協商
另一值得關注的是集體協商的代表性。諮詢文本建議，必須訂明受僱於企業的會員人數，達到企業僱員數目的一定百分比的工會，才具備資格代表會員與其僱主或僱主團體進行協商。李靜儀表示，當協商百分比門檻設得較高，很多時候僱員都會覺得不用再去談，若公司規模較小，設定百分比的意義也不大，是否單個僱員就不能協商？她舉例：「譬如企業僱員為100人，你要從企業工會中找協商代表，他們是會有壓力的，但相反行業工會或聯盟性工會，可能會更有能力或代表性去代表僱員協商。這考慮到澳門是以中小微企為主的行業特性，不一定要以百分比計算。」
吳國昌則認為，以百分比方式計算有利有弊。「若是充權式的百分比計算方式，一旦過半數會員參與集體協商，資方必須強制參與，遵守集體談判的結果，若未達到就只能是一般的協商。現時在文本中卻是達到一定的百分比，勞方才有資格去協商，這是限制式的百分比。」
李靜儀反問，若有一定比例的僱員人數參與協商，但資方卻不需與勞方有協商機制，對解決勞資糾紛又是不是一件好事。「以往都有試過與資方協商，但資方未必會參與其中，所以在這方面也要有所推動。」
在高度依賴博彩業的澳門，博彩企業員工的人數不容小覷。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數據顯示，今年第2季末，博彩業全職員工為55,768人。翻查印務局資料，與博彩業相關的社團就有約40個。諮詢文本中建議，若存在多於一個符合代表資格的工會，且該等工會無法透過自行協定或推選協商的代表時，可依會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代表。對此吳國昌認為，這反映了法案大致上是傾向相信大工會，「在澳門，大工會如工聯比較取得當局信任，造成偏重了大工會的談判權力。」
特定工種行使工會權利被規範：不公平
法案提供空間讓政府進一步在文本中依法地限制勞方的權利，特別的工種有更多的限制，這本身就不公平
吳國昌
《工會法》諮詢文本提出，就特定職業的僱員，在行使工會的權利時作出「適當的規範」，例如保安部隊和保安部門人員、公共行政工作人員，以及所提供的服務涉及民生基本需求的職業或行業，例如供水、供電、集體運輸和通訊基礎設施等公共事業及醫療事業的僱員。吳國昌表示：「文本在集體協商上有各種的顧慮，我想這是資方在十多年來一直提出的憂慮。法案提供空間讓政府進一步在文本中依法地限制勞方的權利，特別的工種有更多的限制，這本身就不公平，工會法立法更是不完整。」
李靜儀則認同保安部隊有其重要性，但可能要有不一樣的條款去規範。「在澳門的角度來看，除了軍事人員以外，其他不是那麼敏感的公共部門又或是公共事業的僱員，在組織和參與上未必需要這麼嚴謹的規範和限制，他們仍可組織和參與工會，不過在發動工會行動時，他們可能要遵守一些程序規範，例如甚麼情況下才可以發起工會行動。」她又認為，工會除了參與談判和協商，也會服務會員，例如處理意外工傷事件，這不一定涉及勞資談判，還需確保僱員有組織和參與工會的自由。
外僱再次被排除在外？
據澳門勞工事務局的數據，至今年9月，澳門外地僱員人數超過17萬人，當中來自內地的僱員最多，有約11.4萬人，其次是菲律賓、越南、印尼、尼泊爾。
由於諮詢文本中並沒有明列外僱能否組織和參與工會的條文。吳國昌認為，在法理上若沒有明文規定，照道理，非本地僱員也應該可以參與，但問題是政府已表態非本地居民不享有集會示威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又會否以同一方式，以行政手段限制非本地僱員組織和參與工會的權利呢？」
成立工會能令政府聽到我們的聲音，但對於我們來說，情況非常困難
Jassy Santos
今年2月，澳門治安警察局發表聲明，據《集會權及示威權》法律第一條，只有澳門居民才享有集會及示威權，而澳門居民亦需在遵守法律規定下進行集會示威。律師何睿智接受葡文澳門電台訪問時批評警方解釋是錯誤的，並違反基本法。
家務外僱團體澳門進步家務工工會會長Jassy Santos向《澳門平台》表示，即使在諮詢文本中並沒有提及外僱的組織和參與工會權利，他們亦希望能夠參與諮詢發表意見，並在將來能夠登記成為工會。「成立工會能令政府聽到我們的聲音，但對於我們來說，情況非常困難。就像在5月份，我們嘗試舉辦遊行，讓更加家務工認識並加入我們，但警察並不允許我們這樣做。」截至今年9月，勞工局的數據顯示，有超過2.6萬名外僱任職家庭傭工。
據澳門《論盡媒體》報道，今年5月，澳門進步家務工工會聯同另一菲律賓以及印尼外僱團體，希望在五一勞動節舉行遊行，呼籲政府在疫情下能有特殊政策給予他們，並提倡外籍外勞需要有更好的工作條件、更合理的薪金、更好的醫療保障。最終三個團體只能在當日到海灘向外僱送花及小冊子，提醒他們關注自身的勞動權益。
李靜儀則認為，文本內沒有特別寫明外地僱員是否包括在內，「我認為這裡會有一個空間讓大家表達意見和討論。」
被問及會否擔心被取消立法會參選資格的人士在組織或參與工會上，不被行政當局批准？吳國昌坦言：「完全不擔心，但不排除行政機關會不批准DQ人士成立工會。」他並指出，將來在工會法之下，若不登記成為工會，當局會否利用這一法例遏制並沒有正式登記的工人組織？「會不會這些工人組織在做代表工人的活動時，就當你是違法呢，這個要在將來才知道，但存在這一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