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祖堯:「情況有所改變,但我對葡語的未來並不感到恐慌」 - Plataforma Media

夏祖堯:「情況有所改變,但我對葡語的未來並不感到恐慌」

距離任期結束只餘很短的時間,但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IPOR)主席夏祖堯(Joaquim Ramos)仍未知道會否續任。在IPOR未來三年的發展報告中,他確保已經實現所定的目標,並保證IPOR和葡萄牙語將保持優越的地位,儘管這與當局強調愛國教育和愛國之間,存在競爭。

—你上任的時候說,「IPOR接觸的圈子包括中國及其鄰國」的目標。為此有甚麼進展?

夏祖堯:目標是通過教師培訓,和IPOR與葡萄牙駐北京大使館合作所實現的。這是一項正在實施並得到鞏固的戰略。在駐華大使館,我們有一位老師為多方的需求牽線搭橋作出貢獻,即為學生準備葡萄牙語國際認證考試,提供面對面和遠端學習語言課程,並參與內部戰略指導方針,例如幫助協會或政府機構,在葡語的背景下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點。我們正在等待啟動其他專案,例如成都的語言中心,該專案已經達成協議,但尚未開始。

—當時,您還提到葡語在越南、泰國、東帝汶、印尼和中國等國家的大學中,呈「指數式增長」。IPOR是否滿足了需求?

夏祖堯:我們設定的目標已經實現,在印度有一個培訓項目無法實施,儘管我們在過去的一年半中,並沒有親自參與。這些都是我們希望在新冠疫情穩定後,儘快恢復的重點。

—通過大灣區融入內地,是澳門的首要任務。這任務是否改變了賈梅士學院和IPOR在澳門的語言政策/戰略?

夏祖堯:沒有改變,而是迫使內部重組,並在尋求夥伴關係方面加大力度,但戰略仍然是一樣的。那就是以文化為輔的葡語教學。為配合大灣區的戰略,政府加強對葡萄牙語教學機構的支持,比如在香港。另一種方式是在國際範圍內將葡萄牙語作為一種外語進行認證。我們有越來越多來自內地的學員和葡語愛好者,他們來自多個領域:投資者、對文化感興趣的人、希望從事翻譯工作的人。

IPOR在大灣區做了哪些工作來證明自己?

夏祖堯:在投資方面,例如黃金簽證需要有最低語言水準。葡語學習必須得到認證,這就是IPOR在這個地區的定位。增長一直是呈指數級的。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年舉辦約400場認證考試。此外,通過建立夥伴關係,我們正在向學校輸出我們的專業知識—這些知識體現在我們製作的手冊和教科書中,就像香港一樣。

—但是,一旦大灣區啟動並運行,你覺得IPOR會有哪些工作?

夏祖堯:我可以說,最理想的是實現無障礙交流,但這遠遠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我們必須基於實際遵守計劃和法律。

—在澳門和內地,有越來越多的機構和受過葡萄牙語培訓的工作人員教葡語。IPOR會否失去優勢?

夏祖堯:我認為不會。首先,因為IPOR是一個在澳門註冊的機構,也是澳門的資產,我一直都是這麼覺得的。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IPOR工作的背景。大學有學術背景,而IPOR的工作主要是非學術性的,主要針對那些希望豐富履歷或使用葡語追求十分具體的目標的學生。

—你不覺得競爭帶來威脅嗎?

夏祖堯:IPOR的學生並不希望像大學裡那樣,學習語言學課程或筆譯和口譯的專業課程。我們沒有競爭的想法,而是形成互補,我們與澳門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關係可以證明。例如,有很多人在澳門大學學習法律,然後到IPOR來學習補充課程。但是,即使有競爭的邏輯,我們也有高度專業化的教師,他們都有公認的碩士學位或教學經驗,有些還有博士學位;他們每年至少參加一次語言學、教育學和其他領域的培訓和進修課程。我們有足夠的資源來面對這種情況,所以沒有問題。

—幾年前,官方非常堅持讓澳門成為中葡關係的中介平台。最近,人們注意到重點已經轉移到大灣區和愛國教育。你是否擔心這個會對IPOR等機構和葡語學習者的興趣產生消極影響?

夏祖堯:我不認為有甚麼問題。我們在澳門,澳門屬於中國,政治方針的背景是當局理解的。我們要做的就是關注行政當局的戰略變化,看看我們如何能在與我們有關的部分,即葡語教學方面發揮作用。關於你提到的背景—特別是大灣區和與葡語國家的關係—我認為,對前者的承諾和澳門在後者中,可以發展的中介作用之間沒有衝突。我們不必厚此薄彼,可以再有一個互補的關係。

—平台作用是否已經成為一個次要的目的?

夏祖堯:我不認為澳門作為一個平台的願景有衰退的跡象。相反,就中葡論壇而言,我看到的是對這種關係的堅持,以及在文化和商業層面上,促進中國在葡語國家投資的成果。就IPOR的具體經驗而言,一些想在葡萄牙、巴西、佛得角以及莫桑比克投資的商業人士,他們語言學習的需求越來越大。我在這裡的三年中,目睹了對這些國家接受投資的潛力的看法有所演變。保持澳門作為中葡平台是有利可圖的,我不認為這會與大灣區的發展有競爭,恰恰相反,這對澳門有利,這可以幫助企業家進行投資。

—面對已經成為優先事項的愛國主義教育,你是否擔心葡語會失去其正式語言的地位?

夏祖堯:實話說我不知道。澳門的確加強了愛國主義教育這一政策,但並不意味着孤立或將社會封閉在一個泡沫中。我不認為增加愛國主義就意味着減少對其他文化的了解。事實上,在我們知道的現有的東方實用主義觀點中,了解的文化越多,商業、政治和文化關係的潛力就越大。學習語言不一定是不愛國的同義詞,甚至相反的,可以成為一種機制,擁有與其他國家接觸的特權管道,以加強中國的地位。

—然而沒有任何警示嗎?

夏祖堯:我不認為要表達愛國,就必須表明不愛其他文化,我們有例子表明我們並不害怕當前的局面。最近,IPOR最高級課程的畢業生舉行了畢業典禮,44名畢業生中有10名是澳門行政部門的僱員,因此,由於多種原因,對葡語的需求仍然存在。實話說,我不知道在40年、50年或60年後,葡語是否還依然重要。但是目前我知道,就我所看到的,葡語是一種重要的、有價值的語言。

—從法律來看,在2049年主權移交期結束之前,葡語一直都會作為正式語言嗎?

夏祖堯:從法律出發,這是澳門的原則,因為這是中央政府的指導方針,方針中指出葡語是一種需要重視的語言。我記得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訪問葡萄牙時,強調兩個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文化傳播和語言推廣—中文葡語相結合。國家主席都這麼做,我當然要採取樂觀的看法。

—訪問澳門時,葡萄牙駐北京大使強調,葡萄牙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有三個優先領域,其中之一是文化。在文化領域IPOR可以發揮甚麼作用?

夏祖堯:IPOR在這一領域已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每年我們都有幾十個項目走入社區,只要有可能,這些項目就會進入中國其他地區繼續發展。其中一個例子是葡萄牙通過遞送作曲家魯伊.馬塞納.馬恩省的樂譜參加了一個古典音樂節。在澳門,我認為這種活動是可以實踐的。我們已經表明,我們不僅是一個展示文化的特殊載體,同時也有在澳門建立葡萄牙、中國和其他地方藝術家之間的管道作用。

—您還期待着在文化外交方面進行合作,這是葡萄牙駐澳門總領事歐冠溢設定的目標。您覺得符合這個目標嗎?

夏祖堯:我認為這正在具體化,儘管受到新冠疫情影響,限制組織活動,特別是大規模活動。使之具體化的活動之一是「六月,葡萄牙月」活動。我們知道,澳門有三個主要社群—中國人、澳門人和葡萄牙人,他們沒有融合在一起,此舉就是為了打破這一僵局。

—學生方面有更多的需求嗎?

夏祖堯:去年我們有一個驚喜。學年結束時我們有4000多名學生。前一年是4900,今年是4700,甚至更多。我們以為會有一個顯著的降幅,結果只是少量的。我們注意到,自從我來到這裡,兒童和年輕人的課程有所增加,幾乎翻了一番。我們過去有60、70人,現在有兩倍,有很多人無法參加,因為已經沒有多的學位了。我們還與澳門大學和一些機構簽訂特定課程協定,其中有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銀行。這也是我之前所說的內容的一個佐證。我知道情況有所不同,但我對葡萄牙語的未來並不感到恐慌,因為它本身就有價值。

—疫情對此有甚麼影響?

夏祖堯:影響是巨大的。最大的是在人力資源層面。我們需要招聘教師,但招不到,我們還有一個合作夥伴線上工作。財政方面還過得去,但我們一直都在工作,不能休息。到訪我們有夥伴關係的地方加強聯繫是非常重要的,但因為疫情擱置了。

—離您任期結束的時間越來越近了。您會留下來嗎?

夏祖堯:我不知道。時間非常短,所以我很擔心,有一系列的限制,我也能理解。我想我還有其他更緊迫的問題需要解決,所以我不知道。

—你想留下來嗎?

夏祖堯:我認為無論誰來到澳門,最後都會愛上這座城市。這項工作非常有趣,我非常高興與這個團隊合作。除了在葡語仍然活躍的背景下在東方留下來,這將是主要的挑戰。在這三年裡,我認為IPOR與一些社團機構的關係也得到了加強,這是我想繼續關注的一個方向。

—如果你留,哪些是優先事項?

夏祖堯:現在考慮這個問題還為時過早,如果我繼續留任,直到12月我才會考慮這個問題,有人說新冠疫情已經完全解決了。在不確定環境將如何允許我們跟進之前,現在構想一個恢復對亞太地區投資的專案,加強與政府機構的關係以確定目標受眾,是沒有意義的。

—你是否完成了你所設定的目標?

夏祖堯:我不太喜歡用「我所做的工作」這個說法。有幾天我生病在家,但IPOR沒有消失。這實際上是一個團隊的努力。我對過去幾年所做的事情滿意嗎?是的,我很滿意。我們有大量的學生,我們與政府機構有良好的關係,商業機構參與IPOR的程度也在增加。我很滿意,但我充分意識到,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Este artigo está disponível em: Português

Assine nossa Newsl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