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的路易斯．塞里亞科（Luís Ceríaco）再次獲得國家地理學會的資助，今次是研究葡萄牙語世界的生物多樣性，研究地點在安哥拉。這位科學家在過去十年，發現近30個新物種。今期，路易斯．塞里亞科接受《澳門平台》專訪，講述實地研究的重要性。他提醒，如果科學能夠在人類行動之前到達，便可以找到許多罪惡的解決辦法。
路易斯．塞里亞科剛獲得國家地理學會資助，便收拾行裝，重返安哥拉，繼續他的科研工作。這份工作始於2012年，致力於調查和保護生物多樣性。新計劃將於今年年底開始，這次聯同一個多學科團隊，匯集近10名安哥拉、葡萄牙、美國和德國的植物學、昆蟲學、爬蟲學、鳥類學和哺乳動物學領域的研究人員工作。
路易斯．塞里亞科表示：「這筆資助可以讓我組成一個團隊，否則，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探索一個偏遠地區是不切實際的。」他續道：「擁有國家地理學會的印章，會帶來更大的投射力。就像過去十年一樣，自己做的計劃，或用大學提供的資金，二者成效是完全不同的。」
這次研究地點位於安哥拉南部的內維山，這是一座高約2,500米的山峰，在只有500人的沙漠地貌中顯得非常突出。路易斯．塞里亞科表示：「這片區域鮮被人探索。」路易斯．塞里亞科亦是波爾圖大學自然歷史和科學博物館館長及研究員。他說：「在這兩次初步探索中，我們發現新物種，這讓我們相信更多東西有待發現。」
他稱，生物多樣性調查將包括植物、鳥類、昆蟲、兩棲動物和爬行動物，因此可以建立一個資料庫，後由安哥拉當局設計一個生態保護區。
發現新物種後有何意義？路易斯．塞里亞科斬釘截鐵地說：「尚待研究的物種有幾千年的歷史。目前存在的一個物種是一個倖存者，這意味着這個物種有其生存策略，能夠繁衍並活到今天。這是我們的進化遺產。」他補充：「通過瞭解牠們的特徵，我們可以提取在建築、生物醫學科學和製藥業等廣泛領域的有用資訊。誰知道這些物種中會不會有一種化合物可用於防治某種疾病，如癌症和愛滋病？」他說：「一個物種就是我們星球這個偉大圖書館中的一本書。」
與時間抗衡
問題來了，「圖書館正在被火焰吞噬」。他用一個比喻警示，當務之急是要盡可能多保存更多書籍：「想像一下，有一本寫滿答案的書，我們卻未將其翻閱。」他感歎，人類行為導致物種迅速滅絕的結果越來越有可能發生：「我們仍然不了解生態系統的一切，但那裏發生的一切都會影響我們。如果我們不知道這些生態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我們就不知道一個物種的滅絕會對我們造成何種影響。除此之外，還有人類學方面的興趣。」
他指出，發現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途徑有幾個障礙，如氣候變化。但他表示，除此之外還有更多阻礙因素：「當我說圖書館正在被火焰吞噬時，還意味着生態環境的破壞、改變和污染、資源的過度使用和入侵物種。這些問題加起來，愈演愈烈，意味着有很多物種瀕臨滅絕，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我們還不知道。」
疫情的大背景，有助於我們理解他所提到的嚴重性。「這是我們對自然界不加管制，在考慮不周的情況下對其加以干預的另一個直接後果。」他稱：「只要我們繼續破壞原本是處女地的棲息地，插手我們不該干涉的地方，如今這樣的疾病就會一直存在。」
為了證實上述內容，路易斯．塞里亞科用他所瞭解的地區進行解釋：「在葡萄牙語國家，由於地理環境，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但鮮為人知。」危險並不在於缺乏能夠保護動植物的人力和物力資源，而在於人口激增。他說：「資源的壓力更大了，安哥拉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放眼亞洲
這將是路易斯．塞里亞科對安哥拉的第19次探索。在他描述過的27個物種中，大多生存於安哥拉，以及葡萄牙、聖多美和納米比亞等其他地區。「通常，當我們想到現代科學時，我們會忘記離不開實地研究的事實。實地考察這種做法不能消失，因為正是從這裏，我們獲取基本資訊，以便在未來，在高科技實驗室中進行偉大的研究。」他認為：「我們不能忘記，自然史和探險仍然是現代科學的基礎。」
除了安哥拉，路易斯．塞里亞科在聖多美也有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計劃，他希望將這些計劃擴展到幾內亞比紹和莫桑比克。他說：「因為我基本上一直在葡語國家工作，所以我打算繼續下去。當然，語言、文化和歷史的親和力，也影響我去關注這裏的地理情況，不過我從事這項工作也是因為自然史是無止境的，一個生物學家最終會繼續其他科學家的工作。」他解釋：「作為葡萄牙人，關注葡語系國家是很正常的，因為其他葡萄牙自然學家已經在這些地區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工作。」
地平線上還有位於亞洲的葡語系國家，他對那裡的研究充滿熱誠：「我真的很想在東帝汶工作，這是人們瞭解最少的地區之一。但我已經在那裏做過研究。我亦曾研究過來自澳門的標本，最重要的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的標本之一是在里斯本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它讓我瞭解有關地區的情況，並萌發了想去那裏的心願。」他稱：「就生物多樣性而言，亞洲是最豐富的地區之一。那裏的物種數量，比世界上其他地方加起來還要多很多倍。但目前來看，我打算留在這裏。」
33歲的路易斯．塞里亞科，還有很多故事，他分享關於黑色眼鏡蛇（一種兩米長的毒物，在聖多美—他工作最多的地方之一—十分具有標誌性）的故事，這是印象深刻的故事。他說：「可以肯定的是，牠就像被葡萄牙人帶到非洲大陸上的黑蛇，用來控制咖啡和可可種植園裏的老鼠。但對我來說，這個故事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除去其他原因，我們假設16世紀的葡萄牙人有生態良知，而21世紀的葡萄牙人卻沒有，基於此我們結合三個完全不同的元素—遺傳學、形態學，查閱葡萄牙人抵達時的第一批歷史檔，我們發現這種黑蛇是島上的一個獨特物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