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探討過這樣一種可能性：在打擊困擾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日本海盜船的過程中，葡國船艦曾給予協助，所以中國當局允許葡萄牙人定居珠江三角洲。研究人員對此種可能性的看法不一，但在其他方面也有共識。若沒有常出沒在中國南部的海盜，很難有今天的澳門。
如果不能打敗他們，那就加入他們，或者至少讓他們加入隊伍。在十九世紀大部分時間中，清朝政府廣泛推行這個戰略，以控制困擾中國南海幾個世紀，當時南海為世界上最危險海域之一。
用鮮血和火藥在葡萄牙東方歷史上留下姓名的張保仔—是眾多犯罪分子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他從「著名海盜」到接受清朝招安，成為有影響力的海軍軍官。在香港大嶼山赤臘角被廣東水師、葡萄牙和英國海軍聯手擊敗後（1809年2月至1810年1月），張保仔 (當時的編年史中寫作Cam Pau Sai)向清政府投誠，以換取大赦。他是巔峰時期擁有近千艘船隊的海盜頭目，張保仔自1810年開始擔任清朝水師官員，被委任到澎湖群島（位於中國大陸與臺灣島之間）駐守。張保仔和其妻鄭石氏是兩位典型人物，當時的海盜現象，在長達五個世紀之久的時間中，塑造了澳門歷史，時而毀壞，時而鞏固中國和葡萄牙人之間的關係。
澳門檔案館本週三開始，向公眾開放展示海盜行為及其對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影響。文化局的新聞稿中提到，展覽從館藏檔案中，挑選100多件與珠江三角洲地區海盜活動有關的檔案文獻、歷史地圖及照片，旨在「引起公眾和學術界對海盜主題的研究興趣，從不同層面探討作為一種綜合性社會活動的海盜現象，以及其在廣義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系中扮演的角色」。
展覽以「澳門水域的海盜(1854-1935)」為主題，介紹19世紀下半葉的海盜行為，海盜活動在此期間基本達到頂峰，儘管這種現象的歷史要更早，且讓葡萄牙航海者們無法置身事外。研究學者基達斯（João Guedes）教授表示：「海盜活動甚至在葡萄牙人抵達前就已經存在。儘管方位不同，但中國南海就相當於地中海。貿易是一件殘酷的事情。」他又說：「海盜活動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這類貿易是無價之寶，海盜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當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時，主要的海盜是日本人。對澳門的最初描述來自飛能便度（Feranca Mendes Pinto），他在《遠遊記》中描述了一個叫做法裏亞（António de Faria）的人，他來到了這裏並投身於海盜活動。」基達斯亦曾擔任澳廣視記者，他向《澳門平台》講述有關歷史。
基達斯聯同澳廣視前同事Ana Isabel Dias深入研究中國南海的海盜問題，這是她現代和當代歷史專業碩士論文的一部分。這位記者在論文中論述，中國南部水域的海盜行為分為三大類，特點各異，但皆指向同一目標：「海盜行為與商業系統有關，也就是海上貿易，有利可圖的貨物運輸。如果沒有利潤，就沒有海盜，因此海盜首先是盜賊和遊手好閒的人，他們攻擊和偷盜，目的是：掠奪和牟利。」
有時候，海盜有嚴格的行規，他們不僅是強盜或盜賊。在經常發生動盪的地區，這些船隊和組織有時向沿海居民提供朝廷無法保證的經濟和社會保障，Ana Isabel Dias表示：「海盜聯盟有一些與有組織犯罪密切相關的行規，有非常具體的運作方式，對於違反船上運作模式的海盜有非常嚴格的規則。例如，死刑是對中國南海海盜最嚴厲的懲罰之一。」她提到，私吞公款或搶劫保護費的海盜，會被處以死刑。
確保繳納保護費後的居民安全，是幫派之間的常見做法。至少在澳門，地方當局廣泛容忍海盜的存在，賦予海盜特殊的地位，雖然這種地位很模棱兩可，也很複雜，基達斯稱：「弱者無法獲得政府的保護，這就是幫派誕生的原因。幫派從根本上來說，是沒有獲得國家保護的人組成的自衛組織。自古以來就是這樣。據報導，這些幫派仍然存在，據稱是為了保護無法保衛自己的人，由此引發了種種問題。」基達斯又提到：「馬揸度總督在結束澳門任期時發表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報告，有一章專門討論海盜問題，其中指出海盜完全融入澳門的社會生活。他們在這裡做什麼？他們在這裡是為了維持和平，而在香港卻從來不是如此。在香港，當局的首要態度是與幫派、海盜等發生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