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仲廉（Júlio Pereira）與澳門的聯繫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在本地司法機構擔任過重要職務，是當時新成立的反貪污暨反行政違法高級專員公署的第二號人物。回到葡萄牙後，他擔任葡萄牙國家情報系統秘書長12年。他精通中國語言和文化，曾著有關於中國刑法的書籍和學術文章。在接受《澳門平台》的訪問時，他談到在澳門和中國的經歷如何改變了他，並強調最近中國法律的發展。他認為，在一個戰略競爭加劇且在全球範圍內，權利、自由和保障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的時代，習近平是中國共產黨應對重大外部挑戰強有力的領導人。
－ 從1985年至1995年，你在澳門生活了10年。這種經歷和聯繫是如何塑造你的生活和你看待世界的方式？
J.P. － 我在澳門學到了很多。這段生活經歷對我很重要。後來我有機會到中國學習一段時間，我發現那裡的大學環境與葡萄牙非常相似。我真的很喜歡那裡，喜歡和人們交流。我經常在中國旅行。我了解很多城市和省份。對語言和文化很自然地感興趣，我覺得我離開這裡的時候和來這裡時完全不同。
－ 就像你在一次採訪中所說，這次經歷後你得出結論，你以前只用一隻眼睛看世界，後來用兩隻眼睛看。
J.P.－ 是，這是真的。事實上，中國的生活方式與我們不同，儘管價值觀非常相似。我們有相似的家庭價值觀和權力觀。以及與大自然和諧相處感到興趣。另一方面，儘管有如此多不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是相同的，儘管我們試圖以不同的方式實現它們。
－ 學習漢語的過程是一生的使命…
J.P.－ 中國文字非常美麗—是一種繪畫語言—它在中國的發展和民族團結方面亦扮演特殊的角色。統一的文字是一種凝聚力因素。中國由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民和相距很遠的地區組成。我非常喜歡中國書法。我也上過課，但我從來都不是真正的書法家。
－ 即使離開世界的這一邊10年後，你仍然保持著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和研究的習慣。
J.P.－ 我已經學到了《今日漢語》第7級，或許我的水平會在第4至第5級之間。 7級學習大約7,000個漢字。我很多都忘記了。現在我在網上學習、閱讀、與人們聯繫。我與在葡萄牙的華人社群關係很好。
－ 你曾研究並寫過關於中國法律的文章。你得出什麼結論？
J.P.－ 中國以前的法律—受唐法典影響很大—其本質是制裁觀。
革命之後，中國的第一部刑法直到1969年才出現，受蘇聯法律的影響很大。更多與傷害有關，而不是罪責。罪責的問題對我們來說沒那麼重要。蘇聯的影響力依然存在。自1997年以來，法典有了很大變化。但目前還沒有無罪推定，儘管有合法性原則，這已經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認為，在刑法中，法治的原則得到了更大的體現。雖然還沒有完全到達那裡，但至少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前進。
－ 但這是法治還是法制？
J.P. － 在西方，尤其是一些漢學家，他們認為在中國，不是依法而治，而是以法而治，在某種意義上，若想要一個特定的解決方案時，由法律創造這一解決方案。這意味著法律沒有自主權。為了實現我們理解的法治，法律需從立法者本身獲得自治權，然後必須有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來闡釋它。很明顯，現在還不完全是這樣，因為在法院上，政黨委員會有權召回某些案件，這就是最大的缺陷。
在法律結構方面，確實有顯著的改善。
－ 有些觀察人士認為，近年來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的權利、自由和保障方面出現了倒退。你同意嗎？
J.P. － 眾所周知，中國有五代領導人，但實際上有三位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之前的領導人是由鄧小平任命的。鄧小平的領導一直延續到胡錦濤和溫家寶的任期結束。現時新領導人來了，也就是第三位領導人。人們談論的是黨內的鬥爭和游擊，但我認為事實並不是這樣。在我看來，人們一致認為，世界正在迅速變化，中國在這一時期需要更強大的領導力量。
但注意，以前也發生過更大的鎮壓。我還記得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的打擊犯罪運動。每當他們覺得有風險的時候，就把邪惡扼殺在萌芽之中。這些年來，這種方式一直在延續。
－ 去年的憲法修正案改變了什麼？這次修正結束了對中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改變了共產黨在憲法中所扮演的角色。
J.P. － 黨的角色已經在憲法的序言中得到了體現，和憲法的正文一樣。我認為在性質方面沒有改變。現在我們來討論任期限制的結束，這是被討論最多的部分。在鄧小平時代，這樣做更具理由。事實上，當時的領導人所受的教育與如今不同。沒有法律或經濟學專家擔任領導人。因此，黨內有一種願望，即盡快更新領導層，以找到能夠處理現代問題的人。然而，這可能會導致權力鬥爭的情況。10年是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曾看到江澤民試圖留在中央軍事委員會，造成了嚴重的問題。沒有人想失去權力。黨將不得不處理這一問題。我相信，有一種意圖是讓這一屆領導在滿10年之後繼續任職，這亦與即將到來的時代有關，中國南海爭端、貿易戰亦將逐步證明這一點。事實上，我們正處於一段激烈的戰略競爭時期，我認為所有這些變化都與此有關。
－ 隨著圍繞習近平的權力集中，是否面臨有可能失去糾正錯誤能力的風險？
J.P. － 可能會有風險。但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過去，中產階級並不是如今的樣子。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教育水平和要求。另一方面，我們所看到的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在其他國家，甚至在歐盟內部和美國內部，亦出現了更獨裁的民族主義和政治情緒，總統希望擁有與他喜歡交往的人一樣的權力。看看巴西所發生的事。
－ 隨著社會信用體系的發展、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使用的擴大，很多情況下，中國被描繪成追求「完美的數字獨裁」。我們在這一方面處於什麼程度？
J.P. － 這是中國和其他國家面臨的嚴重風險。在中國，由於建立了這個系統，這種情況更明顯。但其他地方亦會以打擊恐怖主義和維護安全的名義採取行動。這是「美麗新世界」。我們冒著改變隱私等概念的風險。事實上，今天，即使是最年輕的一代也會分享一些無法由長輩控制的想法。事實上，如今對公民的控制能力加大，這可能會導致權利、自由保護和保障方面出現複雜的局面。
－ 你如何看待有關華為的事件？
J.P.－ 我認為，美國人意識到最大的戰略對手是中國。最大的挑戰不是俄羅斯，不是歐盟，而是中國。技術是獲取信息的重要工具。國家必須只純粹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保護自己，而不是商業戰爭。葡萄牙政府在這方面的立場是正確的。
－ 葡萄牙與美國結盟，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關係日益緊張的背景下，這是否存在矛盾？
J.P.－ 我們與中國的伙伴關係完全符合我們在北約內部的承諾。還沒有出現任何導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的問題。
馬天龍 03.05.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