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還沒過下午四點，但當飛機降落在聖多美時，太陽已經快下山了，很快就天黑了。
到晚餐時，在酒吧飲一杯當地的啤酒、聊天、感受永恆的夏天：穿著短袖，熱得呼吸都感到困難，看著漫天星星、令人印象深刻的天空。耳邊響起輕柔的背景音樂，主要是kizomba，節奏極具感染力的商業風格。音樂將人們聯繫一起，無論在世上哪個角落。沒過多久，在場所有人都開始伴隨著音樂跺腳。
繼在普林西比島的一段義務工作經歷後，這成為一段回歸過去的旅途。就像回家一樣熟悉，在落機時，迎面而來的熱氣絲毫未讓我們驚訝。感覺與這個非洲第二細的國家聯繫十分緊密，它驚人的自然美景、友好的人民，仍然保留殖民地時代回憶的長者的笑容，在街上玩耍的天真的孩子們，以及那些抱著能在葡萄牙學習的夢想的年輕人。
第二日天亮得很早，早上6點已經有陽光了，還有點熱。我們乘坐一輛九座車到南部。離開城市的第一站： Melão海灘及路邊的漁村。在沙灘上，獨木舟朝著大海擺放，人們在織漁網。另一邊，在一座小木屋中，可以與斯蒂芬先生交談。他站著並緊緊抓住他的舊縫紉機，說話時目光也沒離開正在縫的衣服。四衝程中國電單車及運送人和動物的小貨車在我們和海灘之間穿梭。
他當了20年裁縫，正忙著完成一筆制服大訂單。「近幾個月，我都忙過不停」。他微笑著，用餘光望向我們。沙灘上，幾個孩子正在玩一支隨性而做的小帆船。微風吹拂著帆布，使得他們三人得以揚帆而行。斯蒂芬先生該忙著製作更多褲子了。
這次我們又停在桑塔納，在這個國家來說，這是最大的社區，但即使如此，這裡的人彼此都認識，一如往常。我們在尋找一個名叫埃杜的男孩。人們告訴我們，如果來到桑塔納，可以找埃杜。導遊說：「埃杜？我不認識，等等。」當我們在前面的岩石海灣拍照時就找到了他。
埃杜·格哈今年21歲，是島上的衝浪愛好者，他19歲的朋友漢密爾頓·內維斯也喜歡衝浪。 島上約有20人練習這種運動。 而八年前，當他們第一次在桑塔納看到一個葡萄牙人練習衝浪時，他們還是小孩，也想嘗試一下。 埃杜說：「我們決定用木板衝浪。」他用雙手做動作，模仿海浪的運動。 這個葡萄牙人幫助他們製作了更大的木板，並且加工了木板，使他們得到了一塊外觀更好看的木板：重，有的地方尖，有的地方較圓。 這麼多年過去了，越來越多的葡萄牙人似乎開始致力於這種運動，引發男孩們之間的競爭，他們從葡萄牙帶來質量更好的材料。
埃杜不想成為專業人士，但當他離開學校看著大海時，他想如果有條件，他將會尋找跳板。現在已經完成了12年級的他有更多時間，但他真正喜歡的是生物學、體育和營養學。他將嘗試申請到葡萄牙學習的獎學金。他很想念那個引導他開始衝浪的葡萄牙人，其曾在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居住過六年。「讓我們一起拍張照片，發送給這個葡萄牙人吧。」正是他，佩德羅，給了我們在桑塔納尋找埃杜的建議。
每次意想不到的相遇，都令我們確信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這座島嶼上的這些人。沿著這條道路繼續走。坐在車後面，窗戶半開著，我們欣賞著沿途的風景。而且你會想在每個水果攤上停下來，聽更多的故事。電單車的喇叭聲在耳邊響起，孩子們在人行道上玩耍，很熱，廣播裡播放著Kizomba，穿著彩色服裝的婦女頭頂著盆走過。這在聖多美是很平常的一天。
隨著往南走，城市周邊開始被綠色取代。當導遊把車停在一座橋前時，色調則又有所不同。很多女人在阿巴德河邊洗衣服，這條河的源頭是聖多美的頂峰，並匯入Água Izé海灘。靠在橋的護欄上的我們很羨慕這種日常生活，這個國家雖然很貧窮，但卻有一種簡單的美。
各個年齡段的女性都在石頭上揉搓衣服。她們用肥皂搓洗衣服，把衣服浸泡在水中，有的還背著嬰兒，有些人唱起歌來讓自己充滿活力。多洛雷斯就是其中之一。她獨自在靠前的地方，水已經淹到了她的膝蓋和家人的衣服。她說她每天都去那裡：「我6點來，12點走」。帶著她有幾十年歷史的結實的杯子，舊得足夠讓人回憶起1975年7月該國獨立前的故事。
可可就是聖多美的石油。該國曾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可可出口國，但這段時代停止了，如今的種植園只剩距離河邊一分鐘路程的Água Izé。你可以想象：排列整齊的黑人住所，發酵、乾燥可可的倉庫，七零八落而且已被植物覆蓋的機器零件，老闆的大房子和兩層樓的大醫院幾乎要塌了，如今成為孩子們遊戲的舞台。幾乎消失不見的鐵路軌道差點絆倒我們，已經乾燥和裝袋的可可從那裡被運到碼頭，裝上船。
一切都始於1822年，當時Água Izé的男爵若昂·瑪麗亞·索薩阿爾梅達下令，在那片種植園種植從巴西帶來的首批可可樹苗。葡萄牙墾殖者找到了理想的自然條件，他們帶來了奴隸勞動力，並使這種農業生產超過咖啡，成為該國的主要農業。
我們下車去參觀當地一個歷經時間考驗的小作坊。 好奇的孩子們跑來跑去。 有幾個天花板和門都很高的倉庫。 Germino在那裡等著。 自1980年以來，他每天都在那裡。他向我們展示這座房子的各個角落並解釋了可可的製作過程：這種來自田地的果實內部是一種帶有強烈氣味的白色膠裝物質。 它在托盤中經歷了幾個階段的發酵，這一過程需要避光，「以免影響質量」，直到它變得僵硬。 然後將其放入暖房曬8至12天。
Germino將我們帶去了各個部門。 在展示如何分離顆粒時，他微笑著說：「我一個一個地挑選出好的。」 從那堆顆粒中，他挑出了一桶，然後將它們打包、稱重並運送到港口。 「它會出口到葡萄牙。 這是我們掌握的信息。 我不知道價格。 這是老闆的事。」
我們將乘坐一架18座的小飛機，非常興奮。螺旋槳的聲音覆蓋了談話聲，乘客倚靠著窗戶，盡量不去想最並的事情，不知道正在飛往世上最特別的地方之一。普林西比不是一座普通島嶼，既不是旅遊目的地，也不是聖多美的附屬物，它令人有難忘的感覺，很難向那些將要去那裡的人解釋。
三十分鐘後，你開始看到的是545年前葡萄牙航海家看到的景色。改變的只有視野。一切都是如此：綠色、天然和山區。第一印象是一個神秘的場景，它被隱藏在一些很低的雲朵中。遠處，景觀上有一條長長的划痕，飛機跑道。
在那裡度過了一個月後，感覺就像是回家了。與我們相遇的人，總有一種不可混淆的氣味。普林西比雖然近年來取得了一些進步，但一切都仍非常淳樸。機場大樓外沒有旅遊經營者，沒有前往聖安東尼奧市的巴士 —— 世界上最小的城市 —— 也沒有排隊的的士。只有一些騎電單車者和一些好奇的人。預訂到少數旅館之一的人會有車在等著接。如果不是這種情況，也可以得到解決。在普林西比，一切都可以得到解決。
我們離開機場，朝著與城市相反的方向前行。在蜿蜒曲折、切斷遮蓋天空的茂密植被的土路上，我們乘坐的是唯一的旅行車。我們遇到一些在路邊玩耍的孩子。有十幾座房子和另一個居民區。該國只有4％的人口居住在普林西比 —— 僅七千多人。
經過漫長的申請程序和不懈努力，201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這座島指定為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對人口產生了巨大影響。與社區相關的工作是每天進行的，團隊的行動領域不僅包括自然和保護，還包括自然與人類關係，及資源的受控使用。一切都以可持續發展的名義。
保護區作為非物質遺產，屬於政府，有一個本地團隊負責確保非常嚴格地達標，還得到埃斯特雷拉·馬蒂爾德的援助。她是葡萄牙人，今年31歲，四年多前就離不開普林西比了。她在普林西比信託基金會工作，該會是一個致力自然保護、屬於HBD（Here Be Dragons）項目的非盈利組織。作為一名生物學家，她說這是一個絕妙的工作場所。能夠看到僅存在於那裡的物種，探索超過3100萬年的獨特棲息地，並試圖了解它們如何到達這裡和進化是她的主要挑戰。
埃斯特雷拉主導的項目一直是國際新聞的目標，並將這座島作為環境保護的參考。例如收集塑料瓶 —— 每收集50個塑料瓶就可以得到一個可重復使用的鋼瓶。自2014年起，該基金會已成功收集超過37萬個塑料瓶，提供約7500個鋼瓶。在一座只有七千多居民的島嶼，這一數字是驚人的。收集的數字不斷在增長，排隊的人們擠滿了這座城市的小廣場。每個人都想帶一個保護區的瓶子回家，但最大的願望是幫助清理小島，從而有助於維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地位。
這也是令埃斯特雷拉引以為傲的：聽當地用生物圈相關的詞彙編寫的歌曲，看著孩子們在生物圈上玩耍，能夠動員整個島嶼來清理塑料瓶或者參加圍繞保護區的馬拉松比賽。對於這個阿連特茹-普林西比人來說，「成為這座島嶼和普林西比正在創造的歷史的一部分是一種肆無忌憚的自豪感」。然而，她說，生活在這個「金籠子」裏並不總那麼容易，但那些營造了如此好的環境的人不想離開。
在普林西比會感染一種「傳染性病毒」，它令所有人如痴如醉。南非人、百萬富翁馬克·沙特爾沃思（Mark Shuttleworth）也是如此，他愛上了這座島嶼，並希望通過可持續旅遊來發展它。HBD項目就是這樣誕生的，該項目投資超過1.5億歐元，可以在五六十年後獲得收益。除了聘請教師、農民、酒店員工外，還擴大了機場，成為Bom Bom Resort的所有者，HBD正在開發多個項目，比如將變成殖民者的旅館或酒店的土地恢復成種植園，並回歸生產可可、咖啡、菠蘿或香草。在帕西恩斯亞和桑迪種植園就是如此。還有兩個新的小型度假村：一個位於猴子海灘，另一個位於桑迪和瑪加利達海灘。 桑迪種植園是島上最大的，也是殖民地時期最重要的種植園。然而，賦予它的角色並沒有止步於此。它與物理學和人類歷史的變革永遠聯繫在一起。
人們剛到達的第一印象並不是這樣的。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破舊的工人住房，破敗的醫院，老闆的房子 —— 葡萄牙王室 ——，鐵路軌道，小城堡和小教堂。之後才是物理，有一塊小牌匾告訴我們相對論在那裡得到證實。是的，就在普林西比島，更具體地說是在桑迪種植園，1919年5月29日日食期間英國天體物理學家亞瑟·愛丁頓證實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計算。
通往桑迪種植園的路很值得走走。這是一條塗成一種近似紅色的橙色的土路，道路將森林分成兩半。我們想找到通往海灘的路，據說它是最壯觀的海灘之一：瑪加利達。搭了便車後我們得到的指示是，種植園有一條步道可以走過去。我們向一群踢球的男孩詢問了道路。最年長的那個回答說我們會迷路的。他的名字是傑米爾森，他堅持陪伴我們。男孩今年18歲，很少講話，在這座城市學習。
距離海灘有45分鐘路程，這條路十分破舊，樹蔭連一個人都遮不住。一路上，他向我們解釋了一些關於水果的疑問，談到了普林西比的生活。他告訴我們，過去的日子裏，他一直步行兩小時去上學。由於缺乏燃料，學校沒有交通工具。普林西比必須接收來自聖多美的能源。
從這座最大的島出發的船將燃料、貨物、動物、食物等運送給超市和一些人。只有在裝滿的情況下才會每周去一次其他島嶼。而且由於天氣惡劣或故障，往往會拖延。那個星期就幾乎沒有任何能源。到了瑪加利達海灘，我們的對話還沒結束。金色的沙灘，棕櫚樹的倒影和晴朗的天空映入清澈的海水。一個男人正站在岩石的邊緣，為海灘上的其他家人釣魚，作為午餐。傑米爾森借了一把彎刀，爬上一棵椰子樹，從那裡割下一個椰子。一個。這足以解渴及解決任何問題。回到桑迪又得走一個小時，他說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我們談到了最好的葡萄牙俱樂部，紅色或綠色，又談到誰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員 —— 羅納爾多或梅西。很難跟上他的節奏。
回到出發點的我們感謝傑米爾森的熱情，傑米爾森甚至不願接受我們作為回報的好意。 我們相互擁抱，保證不會忘記這一刻。 每次意想不到的相遇，都令我們確信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這座島嶼上的這些人。
文：努諾·莫塔·戈麥斯 • 攝影：費爾南多·馬爾克斯 | VOLTA AO MUNDO 10.08.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