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鄉村旅遊或社區項目，中國內地試圖對戰令幾億人移民至沿海城市的荒涼與貧窮，因為這種遷移會產生不可預料的社會後果。
在篁嶺村，全中國的遊客睡在田園住宅中，購買茶葉和當地手工藝品，在餐廳吃喝本地產的食物。
秋天，村民在老房子窗戶旁邊曬辣椒、玉米棒子和菊花，香味飄滿街道，顏色也很美，這種老房子是中國徽式傳統建築。
四周群山環繞，房屋層層疊疊，到處種著花，風景如畫，僅去年就吸引超過70萬位遊客。
但不總是如此。 2009年，可以追溯至明朝的篁嶺村還僅僅是一片廢墟。
「是一個很窮的地方」，一位村民對《葡新社》說。 「很多人離開，去大城市工作。很少有人留下」。
這座村莊位於江西省西南部，與中國內地大部門村莊一樣，曾經很窮，與沿海城市的繁華大不相同。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農村人均年收入為11422元 —— 比非洲很多國家少，是較富有的中國城市平均收入的近十分之一。
幾千位留守兒童
「對於住在北京和上海的人而言，很難想像中國另一邊的情況，尤其是西部地區」，一家資助中國內地年輕女性研究的慈善機構的創始人Ching Tien評論說。
這一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近13.75億人口，近幾十年經歷了鄉村人口外流，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大遷移。
中國城鎮人口的比例由建國1949年的10.6％上升至2015年的超過51％。
根據官方預測，超過2.5億中國人預計將在未來十年內在城市定居。
這種令中國快速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流動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
據官方估計，中國內地有超過900萬「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去了大城市打工。
近90％，805萬名兒童與祖父母居住，3％與其他家庭成員居住，4％ —— 近40萬名兒童 —— 獨自成長。
根據由國家媒體引述的獨立估算，「留守兒童」的數量為6100萬 —— 官方數字的將近七倍。
多數情況下，父母每年只看子女一次，例如在北京打工的Yang Jie。
這位三個孩子的母親現年40歲，靠在北京的街道上做「煎餅」賺錢。
她只在「暑假期間」看望孩子們。再次相見的時候，孩子們「對她很陌生」，但「很快就熟悉了」。
「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聯結很艱難」，Yang說。
在與《葡新社》對話時，她感嘆與子女的距離，他們和祖父母在距離首都700公里的河南省生活。
「我當然很想他們，但沒辦法。村里什麼也沒有，沒法賺錢」，她說。
扶貧旅遊
北京希望扭轉這一趨勢，並已定下目標，到2020年前，通過農村地區的發展，消除極度貧困。
在篁嶺，新的交通方式，包括山上的纜車 —— 到達該村的唯一方式，而且可靠的配電網絡和通訊為私人投資創造了條件。
曾經沒有收入、靠自給農業生活的農民如今每年平均有3萬元收入，他們在當地企業工作，篁嶺的主要投資者Wu Xiangyang向葡新社解釋說。
「該村的重建由技術人員和這裡的工人完成」，他解釋說。 「這是確保我們保持原有的特色的一種方式」。
如今，「建築師和’設計師’來篁嶺學習當地的材料和技術」，出生在這座村莊的Wu講述，他也去了外地打工，「但我一直知道這片地區的旅遊業潛力」 。
鄉村旅遊確實已幫助中國其他村莊重建，尤其是中國西南部的雲南和廣西省，但還有其他項目。
例如，距北京兩小時車程的王平村採用回收系統，以保證居民生活的各種必需品。
「該村產生的85%至95%的垃圾被再利用」，該項目負責人、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Feng Jianguo表示。
一年內，近9000位王平村村民「三人至五人一組」接受培訓，以參與Feng創建的回收體系。
當地政府「從而節省了垃圾運輸的費用，減少了用於垃圾填埋場的空間和溫室氣體排放」，Feng說。
居民每月主要用於購買基本生活必需品 —— 如洗衣粉、衛生紙、大豆油、醋或鹽的這筆錢將被用於處理垃圾。
「有人說村民被耽誤了，但這只是了解如何操作的問題」，Feng Jianguo解釋說。
中國的快速城市化和消費指數的增長並沒有伴隨著廢棄物處理系統的開發。
僅在中國的經濟首都上海市，居民數目就超過2400萬，2015年產生近9000萬噸建築垃圾，根據官方數據。
同一時期，上海平均每天製造2萬噸生活垃圾。
一年前，中國科技中心、位於廣東省的深圳的一個工業園區在一座100多米的山上違法堆積建築廢料，造成渣土崩塌。
這起事故導致70人死亡，33座建築倒塌。深圳政府承認，現階段存在垃圾處理的困難，這座城市每年製造3000萬立方米的建築廢料。
在王平村，街道很乾淨，甚至連孩子們都學會了回收再利用。村莊的座右銘是「戶分類，村利用」。
若昂·皮門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