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內斂且溫和的官樂怡批評在澳門，尤其是在智庫和統治精英階層肆虐的消極被動狀態。在本週慶祝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成立四週年之際，這位律師指出「這是社會發展的一個不利因素」，並表示他認為目前最緊迫的鬥爭在於：「存在一定的恐懼和不安全感。但是在經歷15年後，澳門是時候對這樣的猶豫說不了」。
官樂怡感嘆澳門「過去依賴於一個人數極少的階層」，而「這個‘『遺產』的消失需要時間」，並將「在和平，和諧與繁榮的框架下的積極參與」視作發展的引擎。他的願望是官樂怡基金會能為這個目標做出貢獻，然而四年前以來一直激勵著他的原因始終未變：「我仍然覺得澳門在一定程度上漠視了對法律系統的有效反思和研究，而法律系統是且始終展現一國兩制特別並作為聯繫整個世界，特別是葡語國家的重要基石」。
從2002年開始的爆炸性經濟增長是成立官樂怡基金會的起因。他表示至那時起出現了「一場思維方式上的革命」，包括全面的就業框架，勞動力流動和經濟上的成功。但是物質豐富也造成了「道德和知識培養的貶值」。
官樂怡對法律界的問題有著深刻的瞭解，但他慨嘆：「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干預，而非尖叫，在街上呼喊或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言辭激烈的文章。但是建設性地參與很少，我們必須扭轉這種局面」。在此背景下，雖然房間坐滿了聽眾，官樂怡基金會仍「感覺到了一定的挫折」，因為仍未實現民間社會更多的參與。 「我的高度已經足夠讓我不需要踮起腳尖；我建立基金會不是為了獲得有個人收入或知名度，而是為了能有所作為，為了說有一些必須捍衛的重要價值，而這需要我們共同努力。我希望看到更多默默無聞的有效成員參與」。
澳門現今有超過300名律師，但官樂怡指出即使是與他們直接相關的活動事項，也甚少看到他們露面。甚至「他們就算出現，也很少參與。存在一種自我放任的態度；每個人都躲在自己的影子中」。儘管如此，他仍認為基金會會撼動人們的精神態度，並將打擊唯物主義作為法律實踐的優先事項。他表示特別是在年輕人之間「對此種需求有著更多的認識」。澳門「一定會成為他們想要的澳門，我們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房子，車子和財產上。然後不能抱怨我們覺得有必要從境外僱用人員。不能只顧著眼睛瞄著最好的位置，然而卻什麼都不做」。
批評與和諧之間
在政權轉移之後，「人們覺得這個城市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官樂怡回憶到，儘管直到那時「法律還仍待完善，政治指導原則未被討論，一切都是遠距離完成」，是一個典型的殖民體系。因此一直處在「消極被動」狀態。
最近有其它挑戰政策決定的聲音「冒頭」，官樂怡將如Jason Chao 之類的批評聲音認定為一種新的意識表現：「如果命運掌握在城市人命的手中，那就應該會有這類的聲音出現」。他表示問題在於語氣，或者說在於存在一定的激進主義。官樂怡更青睞理智且有建設性的批評。然而，他認同「青春期的觀點會影響我們後來的某些立場，「我們逐漸變得溫和」。不過在他看來「澳門正在成熟」，並認為批評「是為了達成共識的」。在談及基金會時，他說：「正是為了通過更多的反思，學習和參與事件來促進這一成熟進程」。因為「這是所有人的責任，只要人人都做出自己能貢獻社會，就會變得更加和諧」。
在此背景下，疑問變成瞭解是否共識與和諧相處本身並非阻止發展和變化的因素。官樂怡選擇了折中的道路：「共識在避免動盪方面是起到積極作用的，但不應該阻止人們表達自己的想法和為更好的生活做出判斷。必須要有規則，而這決不意味著取悅希臘人和特洛伊人，而是必須以自己的方式，沒有暴力和侵略的暴露在相反的意見之中」。
法官不能隔絶在社會之外
任何法律體系都不可能是靜態的」，澳門「也需要這種動態適應，從容而不激進的改變。漸漸地，在過渡時期至關重要的基本法也將出現演化」，官樂怡預測，儘管他反對過早的大幅修訂現有法律。他認為在「基本價值」仍很穩定的框架下，大的條款「應該只在已證明絶對必要的時候才能改動」。
此外，他表示：「所有的條款都允許靈活地運用規則」。也就是說，「如果在某些具體事項上預計會出現困難的反應，且社會會朝著反方向發展，法官可以進行調解」。但要做到這一點，「法官需要成為社會的一部分，而不是隔絶在外」。但是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這是我們發展的弱點之一。澳門需要以一種基於相關負責人的發展模式，因此他們不能疏遠和封閉自己，認為他們無須社會環境就能應對所有事情。如果交通事務局的主任沒有駕駛執照，那他就不可能瞭解交通的問題；如果一名法官不生活在大環境中，就無法獲悉事件也不能以最佳途徑做出決定」。
人生教育
另一個基本問題不僅在於法律上，在所有領域都有遇到，那就是一個保守且過時的教學系統。 官樂怡認為「需要認真的考慮改變方法和目標」，並解釋：「教學依然深受保守且老舊的系統影響，其中過分的強調擁有書本的知識來裝備自己」。而這一設計，與「全球化的世界中，沒有人可以被隔離在外」的理念相悖。因此，官樂怡總結必須將目標設立為培養未來的成人。大學裡不會教授的東西在「小學」就必須灌輸，且「必須注重個人培養直至其進入勞動力市場」。學生必須添加2 + 2，並掌握各個領域的知識，但「首先，我們培養他們的生活能力」，官樂怡總結。
官樂怡感嘆問題在於一個不佳的教育會導致學生「更在乎拿到學業證書和展示它，並為了結業而把精力過多的放在課程上，不培養奉獻社會的想法，不做一些將他們和別的高級知識分子區分開來的事情」，並表示「遺憾的是，很多有著較強的知識能力和受過良好培養的人沒有為這一區別給出必要的中間步驟」。尤其是在這個競爭激烈的世界裡，除了創新和創造力外，「還需要倡議，干預和參與」。
如果交通事務局的主任沒有駕駛執照，那他就不可能瞭解交通的問題；如果一名法官不生活在大環境中，就無法獲悉事件也不能以最佳途徑做出決定」。
古步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