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革命：文化大革命和康乃馨革命」的主題下，作家Rui Zink（葡萄牙）和劉心武（中國內地）談論了這兩個互相毫不相關的革命。這是新一屆澳門文學節——雋文不朽
康乃馨革命對文化大革命有什麼影響？」，會議主持人姚風問到。「我不認為它們之間有什麼關係，影響是零」，作家Rui Zink果斷回答。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至1976年間由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發動的社會政治運動，目的在於消除共產黨內出現的對立派。
而康乃馨革命指的是發生在1974年4月25日的一場社會運動，它推翻了葡萄牙的獨裁政權體制，最終發起建立民主政權。
在強調了這兩個運動的獨特性後，作家Rui Zink還幽默地表示，一些說要成為毛主義者的「白癡」，後來在成為成年人後，都擔任了重要崗位。「看看歐洲目前的情況就知道了」，他以開玩笑的方式說到，並提及前歐洲委員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
Rui Zink說，當時在葡萄牙這個大洋彼岸的國家，文革對年輕人是「有吸引力的」，而且，許多在牆壁上的塗鴉都有暗指這個運動。
另一邊，被認為是文學體裁「傷痕文學」先驅的作家劉心武，譴責了當時的過激行為，他表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且是毀滅性的」，但在毛澤東去世後最終平和的結束。「四人幫（涉嫌運動的四個頭目）在一夜之間被抓」，他說，並表明運動也由此結束。
內地人民由此對變革懷有「希望」。「在1976年後直到1978年，是混亂時期」，他回憶說。而這位作家在那個動盪的時期，卻完成推出了作品《班主任》，其中首先表現出對文革的批判。至於葡萄牙的4．25日革命，因為「四人幫禁止接觸外國文學」，劉心武對當時葡萄牙所發生的情況並無瞭解。
姚峰——作者的筆名，是文化局原副局長；姚京明——再次詢問Rui Zink有關康乃馨革命的和平主義，是否是由於葡萄牙人民獨特的民族性格。
「如果（兩個革命之間）有一個共同點的話，那就是證明同一個詞如何被用來指代兩種不同的事物」，Rui Zink說，並補充：「（文化大革命中）是謀殺文化，而（康乃馨革命）是心靈的開放」。
在康乃馨革命爆發時Rui Zink只有13歲。「我的祖父（在新國家政權期間）被逮捕，但他很堅強；而我祖母的精神被禁錮，她患上了精神病」，他回憶說。因此，對於這位作者而言，葡萄牙在1974年4月25日之後才走出「黑與白」，擁抱了多彩的顏色。
這位葡萄牙作家還表示：「不相信遺傳學」，並認為「危險」是與特定的特徵相關聯的——即整個民族的和平主義。在總結講話中，Rui Zink還幽默的引用了葡萄牙人何塞．維赫納的話來描述新國家體制政權期間的審查制度。「審查制度是將小麥進行穀殼分離的技術，最後發佈出來的卻是糠」。
姚峰說：「有時候，革命是血腥的」。而Rui Zink 則表示：「葡萄牙的革命是浪漫的，且雖然出現了一些不好的事，但結局卻非常好」。
漢語文學
一位觀眾提問劉心武關於「中國文學的奇怪狀態」從古至今一直與政府相關的問題。對此，這位作家表示，「應更多的關注其他事情，而非政府」，因為「要成為一名好的藝術家，就必須要獨立——而且獨立了，寫作才能是自由的」。
一些觀眾也提問劉心武如今「傷痕文學」是否依然有影響力。「如果你是80年後出生的，那受影響的程度會大一些；現在，如果你出生在2000年……年輕人對文革知之甚少」，他說，並解釋說：「現在在互聯網上有許多小說，青少年們都在網上閱讀。他們喜歡與現實生活毫無聯繫的冒險和幻想」。
不過，筆者表示不會放棄，會繼續談論並撰寫人們感興趣的主題，儘管他的作品「並不如網路上的那些那般流行」。無論如何，劉心武認為最重要的是國家不能忘記。「一個民族決不能失去記憶」，他總結道。因此，只要他還活著，就會堅持工作並書寫他認為有關的事情，因為「（自己）的記憶不存在限制」。
在問答環節，還有人詢問劉心武有關描寫文革的「好書」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消失的問題。「很難找到這類書籍——逐漸變得越來越少。好像『傷痕文學』作品的出版有所下降。我33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在上海工作，我想寫一篇回憶錄，但有發表的可能嗎？」這位提問觀眾問到，並補充：「限制有哪些？」
在回答中，這位中國內地作家表示，中國仍然存在審查制度：「我們知道有限制，但不知道具體是哪些」。不管怎樣，劉心武表示他一直在寫他想寫的東西。「我們寫作是遵從我們的心；而非為了出版」，他總結道。
在會議末，記者里卡多．平托——雋文不朽負責人，要求推薦與這兩個革命相關的書籍。Rui Zink強調寫作和閱讀的「多樣性」是關鍵。不過他還是推薦了迪尼斯．馬查多的書，「正如莫勒羅所說的」，是葡萄牙民族特性的一種體現。
盧西亞娜．雷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