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心街道本應該在很久之前就不被佔領。組織能力和長期的反抗證明了主張充分民主的學生的信念和勇氣。但是拒絕舒緩緊張狀態，也就是至少讓城市流動正常化，也顯示出他們不成熟，其政策缺乏靈活性和不尊重法治社會，這一點從法院下令示威者離開公共道路和私有財產時他們並未聽從可以看出。
民主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也不是確保發展、權利、自由和保障的唯一途徑。事實上，北京已經給予了很好的證據表明這一點，例如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情況。不幸的是，也有一些不好的例子，例如一些非洲「民主制」國家、拉美國家和東歐國家。在實踐中，對民主理論的「攻擊」被金融資本主義的「專政」鎖定在國際危機中的抽屜中，那憲法法律和臨時的法規條例怎麼辦？最後，沒有什麼足以定義43名墨西哥學生在要求格雷羅州的政治領導人辭職後被殺害的災難。國際媒體對此表示惋惜，但沒人想起質疑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
在這一階段，在這些方面，除香港有條件普選外，北京方面拒絕更多協商。民主派的失望可以理解，但還有理由進行協商：投票選這個或那個候選人的範圍和標準，該政治制度在短期和中期內的發展，選舉團的組成，議員的選舉等等……但這一過程卻走了另外一條道路。
街頭抗議也許出於意外之外，但鑒於其規模和持久性，北京已表現出良好的判斷力、容忍和耐心。沒有任何西方民主制度，即使是最完善的民主，允許抗議者佔領市中心近兩個月。正是在法治社會中，人們才擁有自由流動和進入公共和私人空間的權利，而員警機關也有權 —— 甚至有義務採取行動，適時地恢復法律和秩序。
更為嚴重的錯誤則是一群激進的學生訴諸暴力。他們用磚塊或其他物體暴力入侵立法，香港當局對此作出的回應完全合法，包括法院的命令以及及時警示學生。
在此背景下，習近平在參與APEC會議以及訪問澳大利亞時，曾向澳大利亞國會解釋他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發展的觀點，其中包括國際社會沒有理由反對香港政府針對「佔中」的舉動。
很明顯，新的世界秩序不以中國為中心是無法建立的，無論是貿易往來方面還是在敏感問題：和平、安全和環保等方面。國際社會對北京政府和平主義言論的接受度有所提高，中國和世界的協商也越來越開放，禁忌也越來越少，這證明香港所發生的事件並未對中國的外部形象造成負面影響。除此之外，針對普京的攻擊使得俄羅斯成為各國不想合作的夥伴，這恰好與中國相反。香港學生用信念的力量讓世界震驚，贏得了第一輪，但他們的固執、缺乏政治準備和訴諸武力最終將輸掉這第一次戰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