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克斯·特謝拉
1960年，坎申古
我出生和生長在坎申古，9歲時離開了坎申古，來到比紹。在大學裏我學的是化學，以後成為化學老師，我在中學裏教授化學，大約有6年，直到1988年。那時候，所有我的同學都已經離開了幾內亞比紹去求學了，這時有一個到中國學習的獎學金的機會，我毫不猶豫地抓住了這個機會。
我於1988年來到中國。我在北京呆了一年學習普通話。因為我只會講葡萄牙語、西班牙和法語，因此我只能夠和安哥拉人、聖多美人、葡萄牙人，以及說西班牙語的拉美人打交道。剛開始我想回到幾內亞比紹，因為北京這裏的一切都和家裏的不同，後來我趕上了北京天安門的六四事件。
當時是在一次由北京醫科大學所舉辦的非洲節日上（1989年6月4日），這次活動是由外國人組織的，突然有人說在天安門殺死了學生，我們都要回家。然後有謠言說，軍隊要到學生宿舍裏，因為有學生掩藏在那裏了，當時立即引起恐懼，學生們立刻開始躲到大使館裏。幾內亞比紹共和國當時在北京沒有大使館，我於是跑到葡萄牙大使館裏，他們把我們從北京接到澳門，然後回到幾內亞比紹。
8月份我又回到中國，來到南京攻讀化學碩士學位。我們班上有75位同學，而且我是唯一一個外國留學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我現在的妻子，她是一個蒙古人，我們有兩個孩子。
2004年，在學業完成後，在幾內亞比紹共和國駐澳門領事館的榮譽領事幫助下，我在民政總署轄下的「水質量控制化驗所」得到了一個實習的職位，後來他們給了我一個聘用合同，我就在那裏一直呆到現在。
盧德米拉·米庫爾科娃
1981年，比紹
我出生在幾內亞比紹，在那裏生活，直到我9歲時離開。我的父親在葡萄牙留過學，他有一些朋友來到了幾內亞比紹，他們喜歡我，他們把我帶到波爾圖市，我作為他們心目中的養女。我母親不同意，但是我的父親希望我能夠有更好的機會。在波爾圖市，我上了小學，我想回到媽媽的身邊，在12歲時我回到了比紹。1998年，幾內亞比紹發生了武裝衝突，有人企圖發動政變，當時我的爸爸在美國，我和我的媽媽，兄弟姊妹都逃到了內陸。我們知道有船要接人到葡萄牙去，我想去，但是我媽媽不想去。我堅持要到葡萄牙，於是決定走。我們搭乘了一艘輪船，然後逃跑了，當時我17歲。不幸的是，輪船行駛到了達喀爾（塞內加爾共和國），因為把到葡萄牙的東西都搞丟了。我和找到的親戚在塞內加爾呆了六個月。
內戰停火時，媽媽知道我待的地方，過來接我。我在比紹繼續我的學業，1999年，父親瞭解到有澳門基金會的獎學金，就把我送到這裏來了。我於1999年12月5日來到澳門。當時我18歲，我來的時候還在為馬路上死了的人而傷心難過，但是我最終發現澳門是一個寧靜和祥和的地方，這也是我為什麼現在仍留在這裏的原因。在大學裏，我學的是法律學，然後在一家律師事務所上班，現在我在幾內亞比紹共和國的領事館裏擔任法律顧問。我和一個斯洛伐克人結了婚，現在我有一個四個月大的女兒。
約瑟·羅巴魯
1970年，里斯本
我的父母是幾內亞比紹人，但是我的媽媽決定在里斯本分娩，這樣我就生在葡萄牙了。我8歲時，來到坎申古，我父親是這個省的銀行行長。然後，我輾轉來到了比紹，在那裏生活到13歲。父親在此期間已經過世了，媽媽讓我來到古巴，因為有獎學金的緣故，當時我就走了，有時候會回到幾內亞比紹度假。我在古巴的經驗非常豐富。我從來沒有在寄宿學校呆過。17歲時我上了大學，學習經濟學，大學第三年媽媽把我送到澳門來，因為當時古巴的經濟形勢非常困難。我於1993年來到澳門，當時我只希望能夠回到古巴，因為澳門這裏的文化氛圍非常封閉，古巴則很開放，那種喜悅是難以言傳的。在澳門的融合是很複雜的，當時我正在適應澳門的情況。我進入澳門大學法律系，因為澳門大學沒有經濟系，我不喜歡，於是就進入澳門理工學院，學習公共關係和公司管理。完成了學業之後，我立即在澳門廣播電視台找到一份工作，在這裏一直到現在我都是一名導演，而且在這裏我認識了我的妻子，她是一個葡萄牙人。在這裏我留了下來。我有四個兄弟姐妹，他們分佈在世界各地，其中一個在中國留學，我的妹妹繼續留在幾內亞比紹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