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民在1992年 給崔世安機會，讓他開始他的政治生涯，這位當時還只有35歲的年輕人通過直接選舉進入澳門立法會，同樣是人民，四年後拒絕給與他新的任命。就是這個人剛剛被人民，通過400人的選舉團確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下一個5年的行政長官。關於這位政治家和這個人，今天《澳門平台》就介紹給大家。
1957
歐洲塵埃落定，這時候歐洲的經濟和政治穩定的過程已經達到頂峰，這個過程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分解得支離破碎；而中國則進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糟糕的時期之一，“大饑荒”這場由經濟政策的失敗而導致的人為災難奪去了數百萬人的生命。而這時，馬來西亞從大英帝國那裏獲得獨立，葡萄牙則在其構建起的帝國政策下苟延殘喘。兩年前，葡萄牙剛剛失去兩個位於印度的基地──達德拉和納加爾哈維利，但是澳門，在佩德羅．科雷亞．德．巴斯托斯的領導下平安無事，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博彩業成為合法的職業，博彩業的稅收和這座城市的經濟融合在一起，儘管這時候何鴻燊還沒有出現在博彩業的舞台上；澳門繼續向世界誇耀說，我們擁有葡萄牙在海外的最高建築──位於新馬路的中央酒店；澳門社區失去了他們文化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德歐琳達．達．康賽桑，而在遙遠的那邊，阿爾貝．加繆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那一年的1月13日，陳耿凡，建築巨頭崔德勝的妻子，在家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孩子，崔世安。他的名字字元（世安）意味著世界和平。
澳門平台追蹤挖掘崔世安的有關身世背景，崔世安被再次選舉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他是這樣一位領導人，我們很難找到他的通訊方式，也很難對其作出分析判斷。由於他在上個星期以沒有時間為由，拒絕了本報的採訪要求，我們很難通過與他的合作，來瞭解這位領導人的背後是誰、他又有什麼樣的政治理念。
崔世安的家庭，祖籍新會，離廣東省江門市8公里，好幾代人都生活在澳門。大叔崔德祺，是有影響力的澳門中華總商會領導人之一，是澳門政治和商業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根據台灣報紙的光碟消息，他出生在位於安東尼奧．德．百思圖大街40號的一棟房子，僅挨著孫中山紀念館，在這裏，崔世安渡過了他的童年。修身，留著又短又黑的頭髮，他淹沒在許多每天都來回與嶺南小學的人群之間，一點也不引人注目，這所學校離他家僅僅有幾米之遙。
區金蓉，至今仍然是這所教育機構的校長，記得有一個高大的、喜歡踢足球的男孩，並且具備更多的團隊合作精神，不是領導意志。“他喜歡幫助同學，而且尊敬老師”，作為校長的她這樣告訴《澳門平台》。
歐金蓉指出，小時候的崔世安“樂觀、誠實”，而且在各科的成績都很拔尖，尤其是數學和英語。
1973
在接下來的8年時間裏，英語成了崔世安必不可少的科目，因為在這8年裏崔世安先後到了美國的三個城市。
這時候，澳門也發生了變化。在這一年，澳門完成了“澳門省行政-政治條例”改革（1976年被“組織條例”所取代），在這次改革中，立法會成為由立法大會（AL）來任命的機構。幾個月後，葡萄牙發生康乃馨革命，但是這次革命，在澳門、在中國人中間，很快就被遺忘了。然而，這次革命所帶來的，是澳門政治體制的深刻變化，一個明顯例子就是，立法大會的一部分代表開始由直接選舉產生了。這些選舉方式對於崔世安在20多年後在政治上的崛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6歲時，他離開澳門，來到檀香山，在那裏他到夏威夷使命學院（Hawaiian Mission Academy）上學，這所學校由第7日基督複臨教會創建於1897年（當時叫做英中學院），中國的大商人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這裏來讀書。
和他的哥哥崔世昌和堂弟崔世鵬一樣，崔世安也在美國本土完成大學學業。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薩克拉門托市的加州大學，崔世安完成了公共衛生管理學的學士學位。在俄克拉荷馬大學 ，他完成了公共衛生管理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
他在《澳門商業》雜誌的工作使得他的博士學位找到用武之地，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青少年濫用軟性毒品問題。巧合的是，在這位來自澳門的學生在美國逗留求學期間，美國爆發了嬉皮士革命和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浪潮。
1981年，崔世安回到澳門。這時候，恰逢中國的鄧小平推出新的經濟改革；而此時，里斯本和北京在兩年前已經恢復了外交關係，這將使我們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討論澳門的未來（澳門回歸）。
往後，崔世安開始擔任鏡湖醫院慈善會的董事，和霍慧芬結婚，他們有一個女兒。霍慧芬是霍英東的姪女，而霍英東則是澳門旅遊和娛樂業協會的創始人之一──和何鴻燊一道──而且霍英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副主席。這兩個在澳門最有勢力的家族走到一起，崔家和霍家。
1992
崔世安有兩個面孔。一個是企業家和一個是政治家。在同一年，吳宇森推遲了他的電影《變臉》，崔世安則由立法會直接普選產生擔任議員。根據幾年前發現的澳門報紙的報導，約翰．特拉沃爾塔和尼古拉斯．凱奇成為崔世安喜愛的電影演員。“這是事實”，他當時這樣說。
但是，在洛杉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積極行動的崔世安，而在澳門的立法大會，我們看到的則是一位“不太活躍”的議員，他在立法大會的同桌吳國昌這樣評論他。崔世安很“平常”而且是“很普通的議員”，吳國昌這樣補充說。
崔世安進入恰恰是立法會和立法大會的主席和澳門社區領袖去世的時候。由林綺濤接替他的職位，他擔任這一職務直到1999年12月政權移交給中國。
新的法律對於議員的選舉辦法有很大的改變。第一次引進了洪德法，進行了一定的修改。“洪德法是對少數派議員有利的方法”，林綺濤這樣解釋說。
在這一年，有28526人參加投票。崔世安是名單B上第二個通過普選產生的議員，名單B是“發展聯盟”──他和唐志堅一道當選。是人民把崔世安選了出來──那時候他大約35歲。
“儘量表現最好，參與辯論，在議程前期間發表演講”，這位立法會的前主席這樣回憶道，他還強調，在當時，崔世安的優先事務是社會領域。
崔世安在立法大會的職業生涯是短暫的，1996年，由於發展聯盟只能夠選出一位議員，他落選了。
在立法會的桌子上，堅持坐到最後的是他的哥哥崔世昌，崔世昌代替了何厚鏵，而何厚鏵當時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行政長官”履職做準備去了。
從他的第一個政治計劃出來後，崔世安決定整理他從來都沒有拋棄過的私人生活。
1999
香港在回歸兩年半後，澳門遵循相同的路徑，政權移交給中國。中國表現出越來越多國際知名度。在這一年，推出了首個無人探測月球使命的計劃。
從此以後，崔世安回到政治舞台，擔當超級秘書的角色。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前兩屆政府中，他先後負責了體育、文化、旅遊、教育、衛生等職務，積累了豐富經驗。
衛生是崔世安經驗最為豐富的領域-通過培訓和專業活動得來。他通過希望改革衛生部門作為開端，而後開展了一項RML & Associates梁氏顧問有限公司評估研究，梁氏顧問有限公司是一個和加州的衛生行業有關的顧問公司。
然而，他當時選擇做行業的主管秘書卻招致了強烈的批評，當時，在2011年，一份審計司的報告說，缺乏長期的人力資源管理計劃。“衛生司沒有對其醫療機構的資源作出長期的計劃，而且沒有根據未來的需要對寄宿生進行充足的崗前培訓”，審計司的報告這樣寫道。
他所面臨的另外一個挑戰是非典型性肺炎。這是一種影響亞洲的、奇怪的疾病，這種疾病發源於本世紀初，使得衛生司面臨了大考，時至今日，我們還沒有遇到過類似的情況。
在非典過後，澳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建立後，開始準備為2005年的東亞運動會、2006年的葡語國家運動會和2007年的亞洲室內運動會建設基礎設施。
這是一場“體育運動的革命”，澳門電視台的體育記者兼編輯維克托．雷貝魯這樣回憶整件事情。體育賽事是成功的，但是，這位記者解釋說，“也引起了很多疑問，甚至在民政總署都有人質疑建設這麼多的基礎設施的目的是什麼”。也是在這裏，審計署指出和工程的初始造價相比較，有關的成本增加了。一些承包工程的非法轉讓導致政府一個高級雇員被捕，即歐文龍。
2005年，崔世安是在南非德班，對他來說，這是他作為秘書的第二個任期最大的政治勝利──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馬若龍，在葡萄牙人管理澳門期間是建築師和文化司司長，他在一個《成功的故事》談及這件事。關於崔世安看，他指出：“作為秘書，他把事情都交給司長們處理，他信任自己的合作者”。他是一個“具有團隊合作精神的人，不像特區行政長官，他則是過於強有力的領導”。
2009
崔世安接替何厚鏵。雖然已經推測有其他候選人，但他們從來沒有什麼正式的進展。 “未來五年將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階段”，他當時這樣說，關於這一點，歐文龍對於這位行政長官的一言一行還記憶猶新，崔世安許下了“陽光政府”的諾言（透明的政府）。
“讓我們關注的是，在上任後，特首崔世安還表示，將建立一個“透明的政府”，尊重新聞自由，但事實是，我們在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的主席彭潔薇這樣告訴澳門平台，她還提請人們注意統治者很少利用媒體來發聲。 “在過去四年半裡，他只有110次接受公眾媒體採訪，這樣算下來平均約每月兩次。大家認為對於特首來說這是可以接受的嗎”。
五年後，崔世安回到孤獨競爭的狀態。競選活動的第二天，在城市的北區，他就遇到抗議活動，有一群人想試圖接近他。最後，他承認感覺“有點失落，因為有太多的人說”，《終點日報》對此事作了這樣報導。
建築師馬若龍在上世紀80年代就認識崔氏兄弟，他承認行政長官“看起來這位行政長官並不喜歡集體澡堂”。馬若龍還說，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在私生活方面還是和別人有很多不同的“他是非常溫和的、友好的”。
然而，很多人都參觀過這位領導人的私生活，而且這種參觀越來越頻繁了。他遇上自從天安門事件以來的、在5月舉行的幾次最大型示威活動，還有博彩業的勞工的抗議活動。對於未來，崔世安還需要兌現他未曾履行的一個夙願-新的公立醫院，以及澳門的老大難問題：住房價格。
明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