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退休人士協會迎來銀禧紀念，見證澳門回歸25年。現時協會會員的生活比以往更好，還是更難？
方 – 由於政權移交，退休人士的退休金改由另外一個國家發放。據我所知，葡萄牙以前的海外省份並非如此處理。澳門之所以例外有兩個原因：我們有足夠時間與葡萄牙政府通過退休事務管理局（CGA）協商支付事宜；其次，我與一些朋友及同鄉一直非常積極地推動此事。我們多次前往葡萄牙向政府施壓，也到過北京與相關部門溝通，最終得知退休金問題將會得到圓滿解決。
– 這是否就是澳門退休人士協會成立的緣由？
方 – 由於退休金由葡萄牙支付，但退休人士住在澳門，因此有必要成立一個協會來處理相關問題，尤其是考慮到葡萄牙的官僚體系以及語言障礙。許多退休人士不懂葡文，有些甚至不諳中文，他們是從未受過教育。
– 退休人士的生活水平是否符合預期？
方 – 過去25年，澳門經歷過輝煌時期，尤其是政府決定開放賭權的時候。澳門是全球GDP最高的地方之一，而中國的GDP亦處於極高水平，所以澳門很幸運。我們生活安穩，手頭寬裕，同時中國是一個擁有經濟實力、在國際上擁有話語權的國家，在世界各地都有眾多盟友。
政府透過澳門基金會提供的資助也逐年減少，我們的財政壓力顯而易見
– 隨著美國國際形象不斷受損，這份盟友名單還在增加……
方 – 的確如此。國際主導權可能正在轉變。或許正因如此，西方國家才會感到恐懼，尤其是美國。美元雖然仍處於主導地位，但影響力已大不如前；而當下，金磚國家的份量已超過七國工業集團（G7）。中國的實力正迅速增長。至於那些批評中國的人，往往是因為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翻開歷史，中國從來不是一個靠征服與霸權立國的國家，也從未擁有過大片殖民地。
– 澳門能從中受益嗎？
方 – 澳門當然受益。若問我現在在澳門的生活，老實說，只要不做違反國家安全政策的事，那沒有比以前困難，而且我們也不會去違反國安。我一向敢言，無論在葡治時期還是回歸以後，該批評的還是會批評。但我批評的是關乎退休人士的福祉與保障，而不是國家安全。我們提出建議、表達意見；我們也可以評論公職體系，我過去的工會背景在這方面有些影響力。
– 您在接受《澳門論壇日報》訪問時，提到缺乏與特區政府對話的機會。是沒有溝通渠道嗎？
方 – 早在賀一誠上任之初，我們已明顯感受到行政長官及其團隊保持著一種距離感。當上層按兵不動，下面的人自然也跟著不動。在我印象中，除了當年競選特首時，他從未到訪過澳門退休人士協會。順帶一提，他當時的其中一票，是我投給他的。在那之後，他再也沒出現過，像消失了一樣。另外，政府透過澳門基金會提供的資助也逐年減少，我們的財政壓力顯而易見。
– 支持減少，官僚作風卻加劇了？
方 – 他們甚至曾要求我們提供小費的收據，這很荒謬，但確實發生過。對於現屆政府，我曾期望會有所改善，但至今仍未有任何進展。我曾與其他社團一起到政府總部與現任行政長官會面，但他從未單獨聽取澳門退休人士協會的意見，從未想了解我們的運作、協會目前情況。如果他邀請我們進行一次單獨會晤，我定會當面詳述我們的情況，提出可如何改善。特首的態度也會影響各司長、局長等。如今，市民根本無法接觸到任何官員。你打電話想找局長，根本找不到；秘書會先問你幾百個問題，情況非常糟糕。
– 這種情況會導致甚麼後果？
方 – 缺乏溝通時，行政就會不暢順，現時這台行政機器正是卡住了。過去我們還有對話的可能，但如今誰也不想跟誰交流，大家都怕承擔責任。這種風氣是由上而下的，我看不到各局級部門有任何主動性或創意。公務員只會奉命行事，如果沒人下命令，就甚麼都不做，因為主動做事反而會受罰。我記得行政長官曾說過，要親自去各部門視察公務員上班時間，他後來還真去了。這是我見過最荒謬的事情之一，但他本人卻不覺得可笑。長官的職責不是準時「打卡」上下班，而是規劃、統籌，確保一切運作暢順。如今，許多領導整天坐在辦公室裡8小時，卻不與任何人溝通。
– 政府官僚化？
方 – 我們有一個極度官僚化的政府。他們繼承了葡萄牙的官僚體制，而且改得更加糟糕，變得比以前更官僚。這部機器已經無法正常運轉。
實在難以理解的是，連續幾屆政府甚至都不願與我們對話，彷彿他們害怕與人接觸
– 社會大眾能做些甚麼？
方 – 既然沒有任何溝通途徑，就只能借助媒體發聲或書面提交建議。我不時會就所見所聞、認為可以改善的地方，向行政長官或相關監管部門提交建議。這是唯一的方法。這也是為甚麼那麼多人致電中文電台節目提出批評——因為沒有其他渠道可以表達意見、建議或投訴。希望政府不要認為批評是為了搞破壞；我也會批評，但絕非為了搞事。我們是在努力建議，希望澳門變得更好。
– 為甚麼將特區政府與中聯辦作比較，對中聯辦讚譽有加？
方 – 因為這是事實。雖然我覺得很奇怪，但這並非最近才是這樣。在過去大約兩年半裡，中聯辦先後有兩位副主任到訪過我們協會。第一位是位女士，帶著團隊來聽取我們的意見。他們不是來吃飯的，是我出於禮貌邀請他們一起用膳。我們愉快地談論了許多事情，是一次非常開放的對話。最近是今年3月，另一位副主任帶著一位處長和幾位顧問來訪。大約一個小時裡，我們談論了方方面面。他問了一系列關於我們理念、管理和資金來源等問題，我也坦誠地一一作答地。我們建立了溝通渠道，目前我們理事會中有一位懂普通話的成員，擔任我們與中聯辦之間的聯絡人。
– 這個渠道有多重要？
方 – 非常有用，但特區政府從建立過這樣的渠道。我們不是要搞政治角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澳門退休人士協會也是一個政治社團，它代表著一個曾於公職服務的群體。我曾獲工聯提名，參與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遴選工作，這本身就說明了我們具有一定的政治份量。實在難以理解的是，連續幾屆政府甚至都不願與我們對話，彷彿他們害怕與人接觸。這樣做對他們沒有任何益處，只會有所損失，對我們亦然。我希望這種情況能夠有所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