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塵埃落定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退守台灣。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林玉鳯指，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傳到澳門時，「人民解放軍仍未解放廣東省、海南省和其他鄰近澳門的地方」。當時，「澳門仍由葡萄牙管理，並與國民黨保持外交關係。然而，儘管政府有這樣的外交立場，但民間仍有非官方的慶祝活動來慶祝新中國成立，反映出本地民間對共產黨的支持」。
林玉鳯指，濠江中學和鏡湖醫院等本地機構，自抗日戰爭以來就與共產黨有聯繫，也是首批表態支持新中國的機構。
當時的濠江中學校長杜嵐得知新中國以五星紅旗為國旗後，便馬上嘗試取得一面國旗，可惜未能成功。「由於行政限制，與澳門最近的中山區只分配到三面國旗。在國旗不足的情況下，杜嵐決定自己製作一面國旗。她以公開的圖片為參考，連夜將紅色和黃色的布料縫在一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日，杜嵐在學校組織了升旗儀式。清晨，杜嵐帶著自己親手繡制的五星紅旗和一個收音機回到學校，然後在下午3時，當北京天安門廣場響起國歌聲時，她帶領學校師生澳門升起了五星紅旗。
這個在澳門展示新中國國旗的舉動，引起了澳葡政府的注意，並傳召了杜嵐問話。林玉鳳表示：「儘管面對壓力，杜嵐也堅定地宣示愛國情懷，以及她作為中國人慶祝新中國成立的權利。」
鏡湖醫院在時任院長柯麟的領導下，於1949年10月10日舉行了慶祝活動。醫院禮堂內同時懸掛孫中山先生和毛澤東主席的畫像，兩旁展示着五星紅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及慶祝標語，並張貼了國歌歌詞。
然而，據記者兼作家João Guedes的說法，1949年，澳門的大多數華人機構都與國民黨有聯繫，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當時的澳門社會（包括葡人社群和澳葡政府）來說是一大「震撼彈」，他們「最初並不知悉」以毛澤東為首的新中國政府對澳門的意圖。「沒有重大的歡慶場面，因為當時大多數人都支持國民黨。他解釋：「在澳門，支持共產黨僅有極小數人。」
毛澤東決定暫不收回澳門
根據政治科學研究員費茂實（Moisés Silva Fernandes）的研究，當時在澳葡和葡萄牙政府都擔心中國共產黨上台會影響到他們對澳門的管治。
新中國政府宣布其政治取向是革命性的、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這對葡萄牙自16世紀以來管治澳門來說是個不祥之兆。
1949年上半年，大批澳門土生葡人從上海離開，令里斯本的葡萄牙政府擔心澳門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葡萄牙當時甚至給澳門駐軍增派了6,000名士兵。「當時葡萄牙政壇最高領導人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表示：『很難判斷理智是否足以避免暴力，並找到尊重權利和利益協調的道路。』」
費茂實指：「葡萄牙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佈成立前數月，毛澤東已向蘇聯代表表示，對於澳門和香港，『有必要採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要花較多的時間』。」
對毛澤東而言，充分利用港澳來發展中國對外的關係可能更為有利。為此，中國於1949年8月28日成立了南光貿易公司，目標是促進澳門與內地之間的商貿聯繫。
費茂實指出，該公司充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葡國政府管理下的澳門的非官方代表及「平行政府」。
João Guedes指出：「北京和毛澤東小心翼翼地向澳門居民保證……他們可以過上正常的生活，而無須擔心中國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他續指：「這與國民黨殘餘勢力來到澳門的時機相吻合，他們透過內港碼頭和關閘進入澳門時解除武裝，並被安置在臨時營地，然後退守至台灣。」
為了說服澳葡政府和里斯本政府，中國當局通過各種渠道進行溝通，以維護澳門現狀各方面的利益。
而為了避免因解放軍對國民黨的清剿行動而引發誤會，中山獨立團政委兼石岐軍管會主任黃旭向葡萄牙駐軍和澳門總督柯維納（Albano Oliveira）發電文解釋有關澳門和葡萄牙的現行政策。
黃旭指：「中共中央將尊重澳門的中立地位，解放軍的任何成員都不會試圖身著軍裝進入殖民地……其次，澳門與中國之間的河道聯通及其他進出方式將一如往常。」
費茂實表示：「在1949年至1965年的16年間，毛澤東政權竭盡所能，維持澳門當時的狀態。」
水火不容
林玉鳯表示，1949年11月，澳門有一個重要的公開慶祝活動：在新馬路平安戲院前豎立牌樓。
這座牌樓上有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型肖像，是澳門民間首次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搭建這樣一座牌樓。這不僅象徵著本地民間對新中國的支持，也是在葡萄牙管治下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表達。這座牌樓引起了本地的國民黨支持者的不滿，而作為回應，他們開始更有力地展示自己的存在，並在新馬路的兩端建造了自己的牌樓。
林玉鳳表示：「1950年的國慶日，儘管經濟困難，澳門親共勢力仍繼續搭起國慶牌樓。」
她又指，兩個陣營之間的這個牌樓傳統不僅「持續」，而且隨著時間「擴大」，最終直到著名的「一二．三事件」後迫使澳葡政府全面肅清國民黨在澳勢力。
João Guedes指出：「支持新中國的市民繼續低調地過生活，直到1951年，首批親共的機構相繼出現，包括《澳門日報》和南光貿易公司。」
社會上的兩個派別的存在導致緊張局勢加劇，兩派偶爾在街道上發生衝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內部政治和社會動蕩，最終使澳門擺脫了這種拉鋸狀態，導致1966年發生「一二．三事件」事件。
1966年11月，澳門氹仔居民自籌經費興建坊眾小學，因事先未向澳葡當局申請而自行架搭竹棚架，澳門市政當局派人強迫停工，當地居民不服，雙方對峙。事件持續發酵了兩個月才宣告平息。
「一二．三事件」導致的後果是澳葡政府幾乎完全失去對華人社區的控制，並澳葡當局被迫宣佈無條件接受所有要求，包括驅逐國民黨及與蔣介石政府有關聯的組織。
前歷史學家和評論員譚志強指出，在1949年至1966年間，國民黨在澳門的影響力「仍然相當強大」，但在「一二．三事件」後，國民黨基本上被驅逐出澳門，中共將澳門形容為「半解放區」。
「從那時起，中國共產黨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有效地治理澳門的華人社群。」這位歷史學家強調。自此，官方不再慶祝10月10日，取而代之的是在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