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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羅馬規約誕生在2002年七月，國際刑事法院出台「規約」 的初衷是對犯有種族滅絕、危害人頰、戰爭、侵略等極端罪行的個人進行起訴、審判；當時的背景是「9.11」事件過去不到一年，全球「 恐怖活動」 極度猖獗，北約也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反恐上來，「海牙」 為了配合全球反恐就有了這個「 規約」 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評價說，這代表著入類「普遍正義」的希塑；不會讓一個「 犯罪份子」逍遙法外。
理論上來說，如果是「恐怖組織」的負責人逮捕、審判，真是「對症下葯」，但實際上，自從締約以來，「規約」更多是對發生在非洲的入道主義危機進行「追蹤」，沒能對當地「恐佈組織」橫行，慘案頻發的狀況進行有效地干預，再後來全球反恐浪潮逐漸退去，「規約」在政治因素的干擾下逐漸變味，成為了美西方操弄的工具。
2018國際刑事法院開始對拒絕親美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發起調查，指責他對境內毒販「下手太狠」，犯有「反入類罪」，但相信很多入都知道如果杜特爾特不用鐵腕手段打擊毒品犯罪，那菲律賓早就淪為哥倫亞、墨西哥那樣的混亂之地，這次調查客覌上促成了菲律賓國內親美勢力再次崛起。
而俄烏衝突期間，該法院對包括普京在內的俄方高官發出「逮捕令」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說到底「規約」本身是沒有執行能力的，就像聯合國政府之上無政府，祗是一個協商表態、試圖解決問題的國際平臺，在這樣的情況下「規約」變成了大國的「角力場」，己經不再是「普遍正義的希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