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律師也是澳門葡人之家協會主席的Amélia António直指，北京指派給澳門的葡語平台構想，與澳門當局現時的做法之間存在矛盾。
-葡韻嘉年華腰斬，「令人沮喪」，「失望」，「厭倦」的感想此起彼落，這些只是滄海一粟？
Amélia António – 這是日積月累而成的。三年來的無能、無力…人們平靜、審慎地接受了對人口流動、出入境、隔離等方面的限制。同時，這給面對各種家庭問題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孩子出生後不認識自己的家人，病人，父母遠在外地需要幫助…讓人感到窒息。
–一些人走了，一些人來了…
A.A.- 那是日常生活：他們來和家人一起住，回去等等。出現新增和死亡的病例，人們就無法與他們的家人在一起。隨著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人們感受到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這是很多人的心理反應。我們可以從個人層面的角度去看待這件事，從個人存在和感受、從無法展開的預期。同時很多機構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他們不能把人聚起來，充滿活力與興趣地開展活動…注入活力是必要的。年復一年的積累下，如果不能帶來任何有活力、有興趣的東西，人們就會失去創新能力。
-經濟危機、缺乏流動性和就業能力…人們的精神狀態已經改變了？
A.A. – 當然！因為在這創造利益的優秀人才已經離開了，這就留下了一個無法填補的空白。有這些限制，就難以吸引同樣水平的人前來。
-數據（非官方）表明，離開澳門的葡萄牙人和到達的葡萄牙人人數之間，存在大約百分之十的淨負差額。心理影響比統計數據顯示的更大？
A.A. – 大很多！因為大多數離開的人都是優秀的、知名的人。這是一個充滿巨大矛盾的時代。當你忘我地說着要吸引人才時，我們連原有的人才都失去了。
這是一個充滿巨大矛盾的時代。當你忘我地說着要吸引人才時，我們連原有的人才都失去了。
-在所有群體、社會階層和年齡段都是？
A.A.-這是普遍性的現象。例如，對於舉行文化活動、娛樂和表演等的博彩營運商來說，當他們關閉一切時，開展這些活動的人都離開了。
-華人社群也抱怨這個情況嗎？
A.A. – 是的…但他們更早就已經可以開始流動了，他們更容易。華人社群流動性與其他社群沒有可比性。
-因此，最痛苦的是外籍人士…
A.A.-痛苦得多，因為華人社群彼此更親近，而且限制已經放寬。政府當局收緊一點，放寬一點；以一種方式加強控制，以另一種方式減輕控制。
-這是否給當局更多的政治空間？
A.A. –非常之多…可以離開的都是居民，即使在嚴格的規定下。
-但是經濟危機觸及所有人……
A.A. –影響所有層面！即使是正在工作的，也有強制停業、無薪假期等。雇主們會用盡方法來避免裁員，但也會裁員。
-這是否會引起勞動糾紛和其他訴訟？
A.A. –這比較難引起注意，因為人們更傾向於改變現狀。那些感覺不好的人選擇改變；有的人不得不離開，別無選擇；有的人即使條件不好也要離開。藝術家、教師…還有很多人，其中絕大部分是非常優秀的，都離開了。我們生活在一個所言所行之間存在巨大矛盾的時代。
-北京的構想與澳門的現況不符？
A.A. – 完全不符！每次我聽到關於引進人才的提議…在這種情況下，誰會來呢？這是不可能的！每次想引進一個優秀人才時，看看幫他找住所有多難。甚至沒有藍卡了，因為要優先考慮僱用本地人。事實上，如果工作繁重且困難，就沒有本地人做；如果是高資格要求的工作，也沒有人做。所有的這些都使生活更加困難。
-如何評價中葡論壇的代表們不獲澳門身份證？
A.A. – 這是另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是外交問題。但讓我們來談談更多日常的矛盾。如果這些社群以及代表社群的協會，不能從他們的國家帶來任何東西，怎麼能促進文化、美食交流等？既沒有人，也沒有產品；從手工藝品到烹飪材料。還有一些人是來學習的；這也消耗了那些協會。在協會的生存層面上，我們甚至也活在這種矛盾之中。北京說，澳門起到一個平台的作用，而葡語國家很重要；但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
北京說，澳門起一個平台的作用，葡語國家很重要；但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
-你覺得可以自由討論這些嗎？
A.A. –認識我的人知道，多年來，我一直清心直說。當事情嚴重時，我就會談論這些。有人喜歡，也有人不喜歡，但我必須直說。我不做制度下的政策傳聲筒，就日常問題吹風；但當達到我認為嚴重的程度，影響到澳門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時，我就必須按實際情況把我的看法說出來。
–那麼現在是很嚴重……有必要說出來？
A.A. –是的，否則太晚了。我在這裏經歷過高低起伏：比如澳門回歸後，很多人離開了，但精神狀態不同，特別是本地人，澳門的人，對當時回歸後將如何發展存在很多恐懼和疑慮。不過漸漸地，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回來了。而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並非如此，那些正在離開的人不會再回來了。
-這是否也對那些留下來的人造成精神層面的影響？
A.A. –確實是的。畢竟，我們要扮演怎樣的角色？要說明的是，我們所理解的，我們認為自己所具備的作用，中國對葡語社群的說法，是否真的我們的目標。因為在澳門，我們所經歷的與我們預想的不符，與中央政府所確立的澳門成為葡語平台的政策也不一致。在澳門，有份量、有影響的人表現截然相反：這不重要，一切都太過了可以說太多了。對他們來說，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來自中國的才是重要的；這就是愛國主義。我不相信，就像其他人不相信一樣。而那些像我一樣樂觀的人，則期待著事情會回到正軌。
–有跟澳門政府說過嗎？
A.A. – 這難過登天！特別是缺乏對話。我們都在抱怨，多個協會也是如此。而這使得一切都變得十分艱難。一切都是在沒有任何對話、沒有事先諮詢的情況下決定和實施的，沒有機會去解釋事情並不都是一樣的。制定的規則可以適用於某些情況，但不能適用於其他情況，例如，這種標準化難以讓一些協會生存下去。如果可以進行對話，甚至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從不同的現實角度考慮從而制定新的規範，但這並沒有發生。當人們瞭解事情是如何運作時，所有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但這種對話現在是缺乏的。
特別是缺乏對話。我們都在抱怨，多個協會也是如此。而這使得一切都變得十分艱難。
-現在是否可說葡語平台正處於風險中？
A.A. –必須讓大家感覺到。這是大家不能保持沉默的時刻之一。必須去點出痛處，因為如果不去正視，就難以進行治療—而這是有治療方法的。我深有感觸，因為澳門是我已經居住了40年的家。這些問題使人難以在澳門立足，並使社群的未來面臨風險，尤其是葡語社群，但不僅僅如此。問題十分廣泛，必須得到解決，得到緩解，我們必須解決這些問題，使事情變得可行。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有必要發聲。
–今時今日，批評的底線在哪？
A.A. –很多人覺得：如果你說出來，你就是反對政府；你不喜歡澳門，你不尊重中國…對我來說，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我喜歡澳門，尊重中國，所以我需要去說出痛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傷口就不會被處理，我們將創造一個人們越來越不愛的澳門，人們越來越責怪中國。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出問題的不是中國，是這裡的做事方式。
出問題的不是中國，是這裡的做事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