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澳門讀者是否曾留意到本地媒體業的一個現象：在葡語人口僅佔數個百份比的情況下，卻存在著為數甚多的葡文媒體：現時，澳門有一家葡文電視台、數份葡文報章、再加上雜誌以及網媒等新媒體。各個媒體雖然有各自所關注的議題，卻普遍被認為能提供有別於中文媒體的信息，甚至是擔當起更為稱職的監察角色。
事實上，今天我們所看到葡文媒體「百花齊放」的局面，卻是誕生於一個傳媒業最為不穩的時期。在1990年代回歸前夕，澳葡政府從母國移植了可謂相當進步的《出版法》，使得新聞自由得到法律的保障，促使了一些仍然營運至今的葡文媒體的出現。但另一方面，政府與媒體的關係亦在此時降到冰點，甚至出現種種對記者進行威嚇的事件。
為甚麼一個即將撤退的殖民者，仍然要耗費相當工夫，壓制本地傳媒？里斯本新大學（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研究員的Clara Gomes 在2021年的最新研究，便深入地考察了在殖民管治末年，那些葡萄牙編輯及記者曾遭受了何種壓力。其研究中的眾多故事，詳實地還原了當時緊張的政府與傳媒關係。
審查的政治背景
要了解殖民政府的動機，我們需先檢視葡治末年的政治背景。自1981年起，幾乎每位澳門總督任內皆曾出現過政治風波。首先，高斯達總督任內首次（亦是唯一一次）解散立法會。及後在1987年上任的文禮治（Carlos Melancia）總督，則是因貪污而黯然下台。至於最後一任澳督韋奇立（Rocha Vieira）的事跡，相信對澳門讀者而言並不陌生：葡治末年，黑社會及槍擊案橫行，而總督本人亦有把政府款項捲回葡國的嫌疑。
作為即將撤退的殖民者，接二連三的管治問題，使得澳葡政府裡外交困。中方的施壓，加上母國的政治及民意壓力。使得其需壓制葡語傳媒「大肆宣揚」管治問題，以迴避外交及內政上的究責。
於是，防止「家醜」外傳便成為了澳葡政府的逼切要務。雖然1990年的《出版法》似乎制約了政府對於傳媒的干預，但在條文之外，政府仍設法尋找各種空間，制約本地葡文傳媒的活動。
控制的方式
那麼，澳葡政府通過何種手段，壓制葡文傳媒的編採自由呢？在今天聽來似曾相識的，便是如當時新聞局局長Afonso Camões所言：「在記者之前，你首先是葡國人」。對澳葡政府而言，記者首先服務的並非新聞自由，而是葡萄牙的國家利益。這些在澳門工作的葡國記者，同時亦是母國在海外的「宣傳大使」。故此，一些被認為對殖民政府不利的報導，由於會破壞澳門甚至葡國的名聲，因此需要在國家利益面前讓步。
而除了訴諸「民族大義」外，澳葡政府亦祭出了各種棒子。其中一種手段，便是令特定媒體難以獲得來自政府方面的資訊。雖然在1990年《出版法》中，明文保障了新聞工作獲得包括政府在內等資訊來源的自由，但在具體的互動上，記者仍相當仰賴與官員的私人關係。而要維持好的關係，關鍵取決於媒體有否令政府難堪。正如當時《句號報》（Ponto Final） 的編輯Ricardo Pinto所言，在「關係」成為了獲取資訊的重要來源時，政府變相掌握了資訊流動的權力。媒體為了維持消息來源的管道，或需刻意進行程度不一的自我審查。由此，私人關係在實質上亦發揮了「消音」的作用。
而威嚇亦不僅限於資訊的獲得。當時，葡文媒體一般難以自負營虧。因此除了贊助人以外，政府各部門的廣告便成為媒體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當葡文媒體如果猛烈批評特定部門，亦會使其賠上廣告收入。Ricardo Pinto提及，有次曾收到某政府部門誤發的傳真，當中提到只有經過上級「批准」，才會在《句號報》下廣告，而其餘澳門傳媒，則是照常收到來自政府的廣告。
面對澳葡政府的步步進逼，媒體們則採取了不一的回應方式。一些媒體因著其贊助人與政府的密切關係，在當時黯然停運，但部份編輯及記者仍能緊守其編採自由，使得一些媒體仍能維持至今。但當下他們要面對的壓力，或許已經與殖民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澳門學16號作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