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近年投入不少資源發展文化發展，在整個文化版圖之下，劇場彷似是一個文化事業版塊的邊緣。資源充裕是否等如以人為本? 劇場人的行業景況在一場疫情下更是百樣眾生相。兩位全職劇場工作者接受《澳門平台》評問，分享一下舞台內外的行業苦與樂。
黑幕之中， 蹬腿、提步、漫舞、背著竹籮，隨著音樂緩緩地從藍色的燈影下粉墨登場。
Cita主要崗位是演員及舞者，6年前放棄外人眼中人工高褔利好的工作，轉職成為全職劇場工作者。舞台上的角色一瞬萬變，台下的她，同樣身兼多職，既有幫忙表演場地管理工作，過去亦都有跟過不同的藝團做過藝術行政人員，做過宣傳票務、前台，服裝設計助理，簡單的形體和同編舞的工作。不時見到她穿上黑衣，帶著無線電在不同的表演地場的台前及幕後間醒目奔走。
奔走在幕前幕後之間，為的是拉近生活和夢想之間的距離。
她直言喜歡劇場以及愛上演出，因為劇場的價值觀同自已接近，可以做更多人文關懷的事。轉職以前，她在一間大型企業任職企業培訓師。看似天淵之別的工作，在Cita眼中卻認為兩者均是以人為本的作業。
「劇場可以透過表演藝術，用自己擅長的方式去引起公眾關注一些可能平時較少人關注的議題，或者是對世界大事等等的反思同洞察，例如環境關注，加上本身因為兼職參與劇場演出多年，所以就辭職投入全職劇場表演」
企業培訓師關注的是人的潛能及培訓，劇場，當然再走多一步。
然而，自由有價，全職的劇場工作者本來的工作模式便不穩定， 劇場人通常的收入模式是一個製作完了之後才會收到報酬。由於欠缺一紙合約，所以沒有任何保障，只要項目一取消，作為演員可能一蚊都唔會有。
沒簽約，大家講個信字，脆約的制度在疫情期間更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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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疫情爆發的初期，幾乎一切的活動都暫停了。首先是一些原定會演出的項目出現了取消和延期，在教學上也因為停課而取消了；這會衍生出一些狀態，第一個是影響收入，演出和課堂取消收入也會隨之取消，第二個是檔期，一些項目會延期，延期後便會影響到下半年甚至明年的計劃和時間表，一切都需要重新安排和規劃。」吳嘉偉坦言疫情的打擊很大。
吳嘉偉 (Gary)之前在澳廣視擔任電視節目主持，近年也開始了一些編劇、導演、甚至教學的工作。2016年辭職赴台進修，去年7月回澳，目前主要擔任演員的位置，由於在台灣唸的是表演藝術的碩士，Gary 希望主要能從表演創作方面的工作「在澳門現時的行業情況下，劇場自由工作者會比較能貼近這個方向，而且希望減少在創作上的限制，發展自己想要進行的創作，所以自由工作者也比較適合自己的理念。」
回澳後全情投入成為劇場的全職自由工作者，至今剛好一年。
去年10月，身兼編劇加導演的他，沖著咖啡濃濃的咖啡總是笑容可掬地穿梭在法院大堂準備著《北緯22°咖啡館》的各項工作，不料三個月後就遇上了疫情。
「我們有時候都會開玩笑說，反正這一年註定是要「挨窮」地過，這正正是考驗自己對表演有多熱愛的時候，能在艱苦的狀況之中仍然留下來的，應該是有點能耐。」
對於政策上的支援，Gary 表示自由職業者也在「百億抗疫援助基金計劃」得到了援助款項的惠及，而文化局也推出了「以工代賑」形式的項目去支援劇場工作者，但就推出至今，他和部份的劇場朋友其實也只參與過一個「以工代賑」形式的項目，而其實所得薪酬也不多。
他認為當然希望政府及文化相關部門可以制定一個長遠一點的文化政策方案，甚至因應現在疫情的衝擊之下，著手籌劃一些應變措施，可以對將來會發生的各種不同狀況有所防範。
「我們也很明白天災疫情，很多時都讓人很無力，但也希望部份可以和業界多溝通，了解我們的現況，甚至讓已經批核的活動、項目先發放資助，讓劇團或是工作者可以在這個艱難的時候維持營運，大家都知道要對防疫工作負責，但也可以在硬性的政策中，作出一些彈性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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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吃山崩的背後，更是一個零保障的工作制度。
據行內人所說由遲政府出資的一些項目往往很遲才和製作方簽約，有些製作方在未簽約情況下己經開始排練工作，制度上種下禍根造成骨牌效應， Cita 直言「變相製作方在資方上未攞到製作費就叫左我地開工，所以咪比唔返錢我地，所以係成個文化政策資助的行政手續系統上面係出現左問題先會一層一層咁剝削落黎，或者一層一層咁影響到我地收入。」疫情是偶發性事件，積存以久的弊病才是一直以來的行業常態。
追本溯源，文化部門作為最大資助單位，似乎責務旁貨。或者，至少在不少行內人眼中，政府其實可以做得更多。
除此以外，一些基本權益也未必得到保障。簡單如保險。
「我地而加做演員係得入台哥個星期係有保險，但係我地排練係排兩三個月， 但當中， 係排練發生任何動作場面或者受傷，係沒有保障，但你需知道勞工法係規定係僱員係上班前上班後特定時間之內必經如果受傷都有意外保障嘅呢個基本勞工保，因為工作嘅過程係工作場地裡面受傷， 比如你摟親腳，排練嘅時候跣親等等都有勞工保， 但係其實我地做演員或者其他設計師團隊其實唔會有呢個保障，保險只會係入台哥一個星期先至會有。」
Cita 認為職業藝術團體以及其他類別的社團應該有一個明確的分界。她認為藝團的製作資作的審批需要獨立處理，如此一來整個資助項目的比重，甚至評核標準、以至合約條款都會有所差異，尤其在資源分配上可以更加細致。可以再討論的是，一個職業的藝術表演製作究竟其實有多少開支需要顧及到，例如要用多少預算是保險部份，場地租借的費用等等，她相信應該由源頭開始改變，希望政府能帶頭與被委約製作節目的團體及早去做簽約的一個舉措，並鼓勵更多的團體去訂立一個更詳盡的合約，以及同時考慮到製作方，以及下面聘請到的製作人員或者演出人貝的保障及需要，希望令到演員受到的打撃及剝削會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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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障不足，劇場工作者 ，在政府官方名冊上更猶如一個隱形行業。
目前的財政局的職業登記入面，並不存在劇場工作者，或者劇場演員這一類別的職業登記。基本上連買強積金都不能購買。「連銀行的登記都沒有這個行業的時候，簡單到自已想為自已買一份保險，及出一張信用卡， 填職業都有問題」不止是要求政府派錢，Cita希望認為政府的支援更應聚焦在政府上讓全職自由工作者的自力更新。
Gary 也有這樣的一番感受「政府對於劇場工作者的職業認受性多大？」鑑於在職業分類上劇場工作者尚未得到一個位置，更遑論劇場的「自由工作者」，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尤其是業界的角色崗位很廣闊，而我們也只能站在「表演者」、「創作者」的身份去表述我的感受。」
沒有得到一個身分上的認受，政策上亦較少被顧及。
疫情發生後，戲劇界人士自四月初舉行了多次【抗疫集戲——戲劇工作者集思會】，冀向政府提出多項針對文化、教育政策的中、長期的建議。內容由劇場工作者的身份與政策權益保障與業界發展到權益保障。作為業內推動以至與政府對話的基礎。
這次集思會帶來回響，既然一枝竹仔易折彎，集腋成裘便是力量，那麼有成立工會的可能嗎?
Gary 認為要成立一個工會，也是需要一個長時間去討論「畢竟藝術人都對藝術都有各自的要求，都有各自的理念，要以一個會（工會、協會、組織）去統合所有聲音和意見是一個很艱難的任務，所以我暫時認為劇場人在疫情期間所發起的「劇場集思會」是一個不錯的狀態，既能夠結集各個劇場人，亦均可以讓大家表達自己的意見，在得出一定共識後再去進行一步。但我個人也不排斥將來若真要成為一個「會」的可能性，只要是對這個行業好，為行業爭取發聲的機會，也是值得實行。」
劇場行業發展的專業化從90年代走到今天，近年經歷過文化局在吳衛鳴時代下的雄心壯志，現在面對後疫情年代政府緊縮公共開支的大環境下，對於他們來說，再慷慨的及時雨也遠遠不及政府對於行業的正視以及配套政策措施的扶持，夢想要落地發芽，等待，也是一種功架，長路漫漫，舞台內外更需要眾聲喧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