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自己出生的城市爆發的衝突，蘇文欣、余永逸和蔡幸強感到十分遺憾。這三位已來澳門生活15年的教授擔心香港會屈服於北京的壓力
蘇文欣、余永逸和蔡幸強於2002年從香港來到澳門任教。這三位政治分析家站在澳門，觀察珠江對岸在過去三個月的緊張局勢。他們悲傷地看到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城市正在緩慢地死去。解決方案是什麼？他們認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香港永遠不會同以前一樣。問題是這情況會否持續下去。
研究社會運動的澳門大學助理教授蔡幸強表示：「我不知道衝突將會如何結束。但這肯定是香港與北京之間關係的轉折點。」
這位學者說：「整整一代人都已經醒悟過來，為了對抗中國而犧牲未來、甚至是生命。即使中國最終以武力摧毀這場運動，但香港社會將永遠不會同以前一樣。」
蔡幸強確信無論結果如何，對北京的抗議都會繼續。他說上一代人的民主運動讓新一代的繼任者得到啟發，讓他們變得更加堅定、團結、激進，有更好的技術準備，並擁有國際網絡。他指出：「有人認為2019年的運動已經取得了勝利。」
蘇文欣的看法則比較悲觀，儘管他同意這次運動不會非常迅速地結束。「除非政府倒台，否則未來幾個月我看不到任何解決方案」。這位現已退休的澳門理工學院教社工系教授認為：「人們已經走上街頭幾個月了，但現在政府只是撤回修訂逃犯條例。我不認為地方和中央政府會輕易退讓。」蘇文欣談到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訴求—其中包括成立獨立委員會、徹查警方濫權濫暴。他解釋為什麼他認為行政長官和北京方面會堅持下去：「如果是這樣的話，鑑於警察一直的粗暴行為，有人可能會有麻煩。」
「我認為會是一個艱難時期。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中央政府承擔不起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相似的任何情況。因此，香港政府的策略將會是繼續試圖驅散人們，直到他們感到厭倦和放棄。」
澳門大學教授余永逸也預計會有「長期危機」，單靠政治改革並不能解決問題。他表示，問題在於與祖國的關係，這是深刻的。這位研究民主化和選舉進程的學者表示：「當然，當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是由民選所選出來時，會增加地方政府的合法性。但香港政府必須長期與中央政府打交道。問題是地方問題可以多大程度上通過合作解決。」
他稱：「中央政府失敗了。」在余永逸看來，內地無法建立一個能夠公開管理問題的機構和機制，並且讓民眾相信國家利益的同時，亦考慮到「兩制」的利益。「香港的情況不僅僅是在於年輕人的經濟問題和焦慮。這亦與中央政府希望控制香港地方機構以維護國家利益，且不回應民眾的憂慮和要求有關。這造成人民與政府之間的裂痕。」
蔡幸強對「一國兩制」原則所保障的香港高度自治的減弱速度感到震驚。儘管已離港30年，但他從未忘記這座城市，經常前往香港看望親友，而且每天都會與當地的傳媒接觸，從這些接觸當中得到的反饋，亦讓他對於香港自1997年回歸以來的發展進程感到失望。
他感嘆如今大多數政治領導人幾乎都是由北京精心挑選，親中社團控制著社會和選舉，民主力量被邊緣化和取消資格。加上中央政府近期將香港加速融入內地的一體化舉措，這些都是蔡幸強用來說明香港自治如何衰弱的例子。他說：「香港作為一個有自己特色的自治城市的差異正在迅速消失。這引發了很多緊張局勢，為如今的衝突埋下誘因。」
他強調，在澳門生活17年後，事實上已經沒什麼讓他感到驚訝。他說：「在澳門的香港社群有個一共同的觀點─『今日澳門，明日香港』。不幸的是，這個明天已不再那麼遙遠。澳門可能會接受、想要這種一體化。但香港不會。」
蔡幸強指出，澳門人信任北京，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大多數人都不是很重視「兩制」，更不用說《基本法》所承諾的民主化。「當我意識到澳門政府出現腐敗案件，而澳門人民要求北京進行干預時，我感到很震驚。在澳門幾乎沒有挑戰北京的意願和空間。顯然，這一意志和空間正變得越來越小。」
他指出，新澳門學社的態度就證明了這一點。新澳門學社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的表現是與香港團結一致，而這次則是沉默。他補充：「他們迅速與想要在議事亭前地組織的默站活動劃清界線，而且沒有公開支持反修例運動。這些問題很好地反映了兩個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
撕裂由何而起
1989年，當余永逸還是學生時，香港正在崛起。他憶述良好的經濟形勢讓年輕人的需求能得到滿足，可以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和薪水。回歸後的經濟壓力導致香港失去發展速度和生活水平。經濟放緩已經令一代人士氣低落，但余永逸認為，單靠增長無法解決年青人的困局。他表示：「他們認為政治改革可以解決生活不穩定和條件惡劣的問題，並且與他們的價值觀背道而馳。」
蘇文欣所屬的一代人雖然年輕，但亦經歷過與當今類似的問題。他出生於1949年，在他的學生年代，上樓難和社會不公正問題亦十分令人苦惱。他說：「權力一直集中在某一群人身上」。蘇文欣回憶到，在他那個年代，香港仍然是殖民地時，英國政府主宰經濟和政治，並且不允許當地社群滲透，「說的是賽馬會」。
首先是當時的社會流動性問題，類似的問題反覆發生，但差別很大。「今日的年輕人面臨的問題是沒有向上流的機會」。
針對這次的社會問題，他補充了另一個與眾不同的細節。在談到賦予特區一定程度的自治權的「一國兩制」時，蘇文欣遺憾地說：「我們普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今天，年青人知道他們是中國人，但是共產黨的存在讓他們拒絕認同這個想法。年青人想要一個不會被影響到的『兩制』，不想放棄自身的任何特徵，但他們越來越覺得這個模式已經變成了『一國一制』。」
蔡幸強補充，與內地的一體化進程加劇香港人對「幾乎在香港街道滿佈」的遊客感到不滿，還有對學校和醫院沒有足夠的位置留給本地兒童和孕婦的怨言。他批評：「政府被北京控制，無法為捍衛本地居民的利益。民主化是《基本法》的空洞承諾。」
時移世易
這就是示威者所說的中國對「兩制」的踐踏，在連續的示威活動中已經有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這一事件始於政府提出的與北京簽署《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爭議。這場社會運動的特點是沒有大台和主角及橫向發展。但是有一個群體很突出─年青人。
蘇文欣的時代似乎比余永逸的時代要更活躍，讓人留下許多記憶，但仍然比不上今年自6月以來所見到的情況。蘇文欣憶述：「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場全面的運動，大部分人都參與其中。在我的時代沒有這樣的運動，當時只有少數人有這種政治和社會意識。」那個年代大家關注的焦點是社會正義和發展，對抗的目標是殖民政府。他說，如今這是一場「更加政治化」的運動，而「敵人」則是中央政府。「對北京存在一種不信任的情緒，中央向香港承諾了『一國兩制』原則，並且會尊重規定了普選權的《基本法》。而年青人看到的是沒有任何承諾得到兌現，這就導致了我們看到的缺乏信心和懷疑。」
余永逸沒有年青人特別政治化的經歷。工作、房屋和家庭是他這一代追求的夢想。他說：「當然亦有活躍的年輕人，但當他們畢業後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時，遲早會放棄。政治參與最終只能成為一種體驗，然而如今的情況似乎完全不同了。年青人覺得這是他們的時代，並開始與政權作艱苦的鬥爭。」
余永逸在香港回歸五年後離開了香港。2002年，他仍然認為香港當局可以擁有自治權。「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北京更傾向是干預主義者」。
對2017年行政長官直選的期待落空，引發史上的另一場運動。2014年，香港因為和平佔領中環79天成為世界輿論焦點。眾所周知，「雨傘運動」最終在被強行清場後死亡。蔡幸強表示：「此次運動不僅規模更大，而且能夠將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力量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力令政府甚至是運動的參與者都感到驚訝。」
靈魂深處的想法
蘇文欣表示很自豪。他知道他這一代人不贊成某些人使用暴力手段，但他們理解並且重視年青人為了「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抗爭的勇氣。
雖然驕傲，但他仍深感悲傷。「我感到非常沮喪，非常。並且非常擔心香港的未來，如果香港還有未來」，他譴責警察使用暴力和政府裝聾作啞。他批評：「當你無視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時，你能稱之為政府嗎？他們不想了解這些人，這讓我們失望，也激怒了我們。還有警察對年青人的暴行，當然也有示威者反擊，但我們看到警方的暴力行為更為嚴重，而且政府正在保護他們。」
余永逸表示，他對香港大多數人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更加克制而又悲傷。他認為，儘管情況很糟糕，但這是香港以「一國兩制」為基礎重新定義自己的機會。他強調，這對澳門來說同樣重要。他說：「在香港，人們往往只關注內部問題。我們必須考慮香港的同時亦考慮內地。」
蔡幸強對北京的尊重已蕩然無存，他強調「問題很嚴重」，這些問題已經侵蝕了香港人。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政治意識形態自由等《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力「已經蒸發」。他總結：「今天，如果有人敢說話，他們可能會失業，被警察追趕並最終入獄。所謂的法治不是為了保護弱者，而是為了保護那些恐嚇弱者的人。基於所有這些原因，政府撤回修例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回應，而且已經無法安撫示威者。示威者想要的是一個完全的民主。」
蘇爔琳 13.09.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