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麗娜·弗拉贊（Aline Frazão）剛發布《在雨中》（Dentro da Chuva）這張專輯。這位安哥拉藝術家表示，這張專輯是回到最初，回歸音樂和吉他，也是與安哥拉的重逢，這是離開十年後再次回歸。
《在雨中》是阿麗娜·弗拉贊的最新作品。今年30歲的她入行做音樂已經十年，這是她第一次在安哥拉創作專輯。離開十年後，兩年前她回到那裡。這次改變是不容易的，專輯中提到了這一點：重聚、不安、躁動……這位安哥拉藝術家向《澳門平台》介紹這張專輯，以及「沒有政治前途」的國家和「並不存在的」葡語系。
—你的第四張專輯於上月21日推出。感覺如何？
阿麗娜：我很有成就感。當我與人接觸時，做音樂的感覺就會消失。
—你的作品反映你生活中很多東西以及變化。《在雨中》如何反映你生活的另一個階段？
阿麗娜：我回到安哥拉後才創作《在雨中》。我在葡萄牙和巴西住了10年。大概兩年前，我下定決心回來。這是我第一次以非僑民的身份創作，是一次困難重重的改變。在安哥拉首都羅安達生活並不容易。我很感激羅安達，這座城市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生活。這張專輯反映了這種沉寂，我想「抖一抖」。這段時間我恰巧停止了與Rede Angola合作，以前我每星期都為這個網絡媒體寫作，這是一個非常自以為是的階段，讓我有點崩潰，我不得不傾聽更多，關注自己更多，關注周圍的事物更多，恢復寧靜、平靜。這張專輯講述了這段心路歷程。但這並不是一張講述平靜、和平和安靜的專輯，反而是講地獄、不安、躁動，帶着改變的味道。
—你的作品在不同風格間搖擺。你說另一張專輯《小島》更具電子風格，且更優質，而這一張《在雨中》是一次回歸和重聚。你能解釋得更清楚點嗎？
阿麗娜：這與我回到作曲、主唱和吉他的位置有關，我剛開始在公共場合演唱就是這種形式。我所有的專輯都是從這種地方開始的：從房間、紙張、筆和吉他開始。我以作曲家的形式出現可能比我本身更優秀。這是回歸本源，用較少的樂器回歸更赤裸裸的聲音，可以為聲音、歌詞、詩歌、信息以及我想唱的東西創造更多空間。
—你邀請了很多人，例如Jaques Morelenbaum。他們都是啓發過你的藝術家嗎？
阿麗娜：我一決定是在里約錄專輯時，就想到了Jaques Morelenbaum。我與他在里斯本相識，所以就邀請了他。我向他寄了我的音樂，他很喜歡，就接受了幫我錄製。然後突然間， Jaques Morelenbaum與Tom Jobim一起來到我的工作室，他製作了多張巴西歌手卡耶塔諾·費洛索（Caetano Veloso）的專輯。我感覺他聽過專輯，這很少見，因為他是一位很值得敬仰的音樂家。他很慷慨。當我考慮在巴西錄製時，我就希望也能與這位巴西音樂家談談，他也是我的情感的一部分，我覺得如果這張專輯裡只有Jaques，我會感覺不舒服，他代表更規範，更著名的音樂，與Bossa Nova緊密相連。接下來就是巴西歌手Luedji Luna的內容。我想創作一首能給我們帶來非常不同聲音的歌。沒有Luedji，巴西的經歷將是一段不好、不完整的故事。 Luedji代表了新的巴西，代表了女同性戀黑人女歌手的力量。她來自巴伊亞，與非洲有很強的聯繫。這是專輯中最美的歌曲之一。那裡出現了《在雨中》這個名字，這是Kapiapia音樂的歌詞之一。然後是João Pires，我在一些狂歡節的合作夥伴，不僅是音樂，還有情感的伙伴。他是一位令人難以置信的作曲家，非常里斯本化，但也兼具世界各地的風格，他住在巴西，也曾在佛得角住過，我們最終分享了這種語言。他是一位出色的作曲家。
—你在安哥拉出生、成長，曾在葡萄牙住過，有來自佛得角和里約的家庭。葡語係是以什麼方式在你的音樂中體現的？
阿麗娜：我不知道這是否與佛得角和巴西的根源有太大關係，或者更多是因為我的父母經常在家裡聽這些歌曲。我認為這可能會有更大的關係。我母親經常聽很多來自佛得角的音樂，在羅安達也能聽到很多佛得角和巴西音樂，我就是這環境下的產物。巴西音樂的熱情在我作為藝術家的身份中非常重要。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葡語系給了我很多自我認同，但如今我覺得還不足夠。我覺得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我們希望這是存在的，但現實總是落後兩三步。如果我們談到葡語系，我們應該談到幾個通常被邊緣化的領土，如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聖多美或澳門。我不知道世界的這邊發生了什麼。
—這只是一種空洞的想法嗎？
阿麗娜：在政治層面，還必須打破葡語國家內，葡萄牙和巴西建立的雙邊關係中的某些權力遊戲。葡萄牙作為主導這種語言的國家，會引起很多爭議，因為巴西講葡語的人最多，其餘的國家都不是主要語言。我來自安哥拉，對這種邊緣的地位很有感觸。我曾經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如今，當這面旗幟升起時，我覺得是一種推動。然後是情感的方面。正如我們正與Luedji建立的這些交流和會談。但也只是點到為止。還不夠規範和體制化，所以不足以稱為葡語系。
—在藝術的層面，你覺得是否有統一性和聯繫，因為你們有共同的語言和歷史？
阿麗娜：我不這麼認為，有很多虛構的東西。如果要討論共同的歷史，那就讓我們談談那些不太令人愉快的事情：戰爭、殖民壓迫，談談葡萄牙沒有順利解決的問題。葡萄牙殖民時期的歷史不是癒合的傷口。這已經成為禁忌，不幸的是新一代甚至都無法接觸。而且因為不了解歷史，所以有一代人決定保持沉默。但歷史並沒有停止，在安哥拉有很多葡萄牙人。有許多非洲人正在里斯本塑造和適應這座城市。里斯本的音樂界反映了這一點。但同時通婚也很多，有很多幾內亞、安哥拉、巴西的後代……當交流發生時，你會覺得恐慌。在我生命的這一階段，我不認為語言是連接人們的強大元素。必須有尊重，必須有平等，這在葡語系中尚不存在。葡萄牙和巴西的地位存在爭議，而我認為這場口舌之爭沒太大意義。
—你如何看待安哥拉總統若昂·洛倫索的領導？
阿麗娜：若昂·洛倫索給人民帶來了希望，因為他高舉反腐敗鬥爭的旗幟，傳遞了正義，為國家領導層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姿態。他上任後立即解僱伊莎貝爾·多斯桑托斯和其他若澤·愛德華多·多斯桑托斯的子女。他對前總統提出的批評很快深入民心，因為前總統所做的是為了讓子女受益。我不屬於激進的那批人。我缺乏數據來理解反腐敗的標準：是通過權力分立還是通過加強總統的權力。這是一場危險的戰鬥，因為安哥拉是一個非常腐敗的國家，如果一旦開始，將影響整個商業結構，並最終涉及總統，腐敗的魔掌伸向警方。有時代變化的明顯跡象。前總統的兒子Zenú正在監獄服刑，這改變是非常強大。我仍然不明白的是，是追捕這些女巫，還是某一些女巫。另一方面，我還沒有看到未來的道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是過時的黨派，反對派非常弱，政治生活非常薄弱，這是安哥拉重要的問題—安哥拉人民的社會、生存和尊嚴問題，尚未得到解決。
—這也是加強與中國的關係的一個階段，中國是安哥拉最大的貿易夥伴。您如何看待中國，尤其是華人社群在安哥拉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影響力？
阿麗娜：融入安哥拉並不容易。但有意思的是，中國人有一種激情，就是努力融入、學習語言、在當地像本地人一樣生活。這是讓安哥拉人很欣賞的一個方面。
—你也將自己定義為女權主義者，這一點也體現在你的作品中。是否還有很長的鬥爭之路要走，還是你覺得這種心態已經在改變？
阿麗娜：這兩件事情並駕齊驅：有更多空間討論多樣性，我們開始更了解安哥拉人民保守和狹隘的一面。現在我們可以談論自己的想法，有一個自我認知的過程。 Odjango（安哥拉女權主義團體）的工作從不迴避大問題的辯論，也沒有搭順風車，總是試圖適應安哥拉的環景。 Sumamuma是女權主義者所做的一次小小的致敬，我也從她們身上學到了東西。
—澳門有什麼帶給你什麼感受，或者你從精神上感覺離這部分葡語世界很遙遠？
阿麗娜：很遙遠。我可參考的資料很少。我沒有多少聯繫，也不了解，但我很好奇。我想了解澳門講葡語的狀況和講葡語的社群，這就是這個世界的另一面。我期待明年可以做到。
蘇爔琳 05.10.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