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nga: 「拜託不要再說葡語國家了」 - Plataforma Media

Bonga: 「拜託不要再說葡語國家了」

安哥拉民歌歌手Bonga 76歲生日前夕,與《新聞日報》記者回憶起他的童年、職業生涯以及如何戲耍國家安全警備總署來到葡萄牙,一起回憶他充滿安哥拉色彩的一生。

你會保存歌迷的來信嗎?

若有特殊的來信就會了。有些人用極華麗的詩句來形容我的表演,例如:嬰兒伴隨著我的音樂出生、妻子與丈夫團聚、老人臨死時放我的音樂、布拉加一位坐在輪椅上的人想見我,他的女兒在家裡照顧他,扶著他站起來走路。(我會保存)尤其是熱情的人民留下淚水,還是年輕人來看我的演出,用所有的感情來演唱。

金邦杜語(安哥拉方言)的歌也是這樣嗎?

當我們談到金邦杜語歌時,其實我消除了一種偏見,因為很多人不會說英語,但他們會接受英文歌。那麼,為什麼他們不會接受金邦杜語歌呢?就像他們不懂英語而接受英文歌一樣。我必須這樣做,要知道我為了消除這種偏見做了多少努力。大家總以為別人的文化更高級。海外有許多東西記錄我們安哥拉的事,但都不是用金邦杜語。

還記得你Kipiri那首歌裡面關於童年的聲音嗎?

這我記得最清楚。那是街上小朋友發出的聲音,也是這裡所缺少的。他並不是那種令人煩躁、震耳欲聾的聲音。那是來自孩子生活、玩耍、呼喊、叫賣的聲音,也有來自灌木叢獨有的味道。我是在那裡出生。

這些灌木叢被歐洲殖民者貶低為仙人掌。這些孩子的聲音讓我覺得缺少灌木叢的味道,還有安哥拉傳統食物。我的天啊!

你煮飯嗎?

我是會煮飯的,我從我婆婆身上學的。她一開始還覺得很奇怪:「不要學,男人應該是去買菜的。」然後我就會反駁。難道你自小就會說金邦杜語,知道傳統音樂也是反抗的一種形式嗎?我們很早就知道這一點。就像非洲舞一樣,以往被人貶低,經過抗爭後登上了大雅之堂。

盧安達的音樂家們齊聚一堂,共同用音樂表達社會的各種問題。

嘉年華是安哥拉最大的派對。這並不是像總統或殖民時期的抗議遊行。而是一個屬於200至300人社區的嘉年華,派對觸及現今社會問題。例如,家裡沒水、孩子沒有禮貌、大家不在乎黑人的權利、女性希望謀求自己嫁給白人的權利……這就是嘉年華。

我們知道嘉年華是完全自由開放。這是否是你們可以在公開場合表達訴求的少數情況?

是的,這是當時定居者定下的規矩。現在很多的音樂都來自嘉年華。老人在這裡創作出迷人的旋律,表達訴求。同時,小朋友在旁邊奔跑玩耍。

你為什麼那麼愛跑步?

因為我有條件成為運動員。首先我非常喜歡跑步。當時我在社區里的角色就像班長,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我一溜煙就跑了,然後他們就被我甩在身後。

就算是在果園裡偷水果,我也不會被抓到。而且還會跟不同的社區進行體育比賽。我最喜歡田徑。我們把一根棍子放在一頭,另一根放在另一頭,然後就進行跑步比賽,我全把他們甩在身後。之後,我還打破了安哥拉記錄,並且受賓菲加邀請來葡萄牙比賽。

還記得你在社區里跑步的感覺嗎?

那就要看你對跑步的定義是什麼了。因為那裡沒有跑道,全是沙地。那裡的地形讓你很難學習跑步:有山,地上有坑洞,而且還要S形地跑。就連我們唯一的盧安達體育場,跑道也是用沙土和煤鋪的。

當賓菲加拋出橄欖枝,你有沒有想過不去葡萄牙?

我爸爸因為社會政治原因接受了我去葡萄牙的提議。我們在安哥拉沒有未來,當完兵後就只能做公務員。家中又有9個兄弟,我和爸爸工作,拿錢回家。

但不是每個人都必須離開安哥拉,因為他們的生活還算不錯。我並不是說殖民統治很好,我的意思是我的非洲家庭在社區的情況。不只是爸爸或爺爺在乎你,整個社區都在乎你,也是家庭的一部分,他們幫助你。

我無法想像走在大街上,大家互相不打招呼,這是歐洲的情況。我寄回家的第一封信就寫了這件事。

你在信中說了什麼?

爸爸,您知道嗎?這裡的人都各自為政。我爸爸回我:「那你就應該掙錢,因為我們不會給你寄任何錢。」

在葡萄牙你遇到任何歧視嗎?

我在機緣巧合下來到葡萄牙—這塊葡語國家文化共存的土地。葡萄牙必須解決不同種族共存的大問題,這也是我們當地同樣遇到的問題。因此我才會說:先等等,我不會對葡萄牙人有意見,每當我去貧民窟的房子時,那裡充滿了悲傷、饑餓、醜陋和不愉快。那些長官才是殖民統治我們的人,所以我對葡萄牙人民沒有任何反感。所以我交了朋友,也與別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尤其是體育界。但這只是我生活中其中一個美好的瞬間:我們一起去旅行,我不知道是他們誰,但最後發現是告密者,葡萄牙安全局的線人。

你怎麼知道他們在你身邊?

我們馬上就知道了。當我們兩三個非洲人在聊天時,有一個人會用腳刨地。我們之間總會有一個大家都不認識的人,把信息發出去。每當有人從安哥拉過來,我們都會舉行一個私人派對,如果他們不在派對中,那肯定在門口看誰進來。

這種管制真的很無聊,他們也沒有停止搜查?也沒有。如果穿著內褲把秘密信件送到外面就不會被搜身。

你什麼時候知道要離開葡萄牙?

當我在盧安達的房間中,然後一個名字叫André Mingas的安哥拉人告訴我:「你昨天就該走了。」就在那晚我就坐飛機走了。過海關的時候他們問我:「你去幹什麼?」我回答:「去荷蘭買唱片。」

當飛機快起飛時,我雙手合十祈求上帝。

當時你覺得是否有義務留在安哥拉?還是覺得做應該做的事?

没有,我只是做我應該做的,並且做得很好。我在這時期挺愉快的。在安哥拉你想的機會也沒有,更別說擁有了,他們也更不會給你空間。

那麼Angola 72這張專輯就代表你的戰鬥?

這是一系列作品的開端。我甚至不認為我是一名表演藝術家,因為這張專輯代表了我23年在盧安達炙熱的貧民區中的生活,我的所見所聞。這就是我的音樂。

當我跟一些佛得角的演奏者一同來到荷蘭後,其中一個人擁有一間唱片公司(Djunga d’Biluca),這間唱片公司為所有佛得角音樂人錄製唱片。他說:「你沙啞的聲線很適合唱歌,為什麼不試試錄歌?」

我錄完歌後,他們就用金邦杜語告訴我唱片銷售的資料。

這個資料信息是不公開的嗎?

當然不對外公開,那麼安哥拉人怎麼才能買到這張專輯呢?唱片公司用船把我的專輯運回安哥拉。這專輯也只是被短暫地禁播。歌曲中唱到:「嘿!小心……」然後我把名字改為Bonga Kuenda,這樣大家就不知道演唱者是誰了。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名字是秘密的,意思是「捉與逃」或「他們捉我,但我不會停止逃跑」。這都是在說我自己,我一直在逃。

你現在還在逃嗎?

很幸運地,我現在已經不這樣了。我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許多人不再喜歡Bonga是因為他們拿了安哥拉政客很多錢,去討厭我。他們想把事情複雜化,但並沒有成功。我有法國的金主支持我,唱片公司也位於法國,演唱會也是主要在法國舉辦。

你對安哥拉新總統若昂·羅倫佐有什麼看法?

他上任後有許多歷史遺留的問題等待解決。他的到來是否讓人「鬆一口氣」?他著手處理許多安哥拉的問題,這是一件好事。他也為安哥拉止血,這對人民來說也是好事,因為大家一直對不公的事逆來順受。

我們希望國家收益不是為別的國家蓋大樓,而是貢獻給托兒所、學校教育、醫療藥物以及醫院裡悲傷的人。大家可以去看看,大街上都是受苦的人民。

我們從沒有經歷那麼多謀殺事件和襲擊。人們焦急地說:「我明天該如何充飢?」但總統若昂來了,這是一件好處。

Bonga就是因為與Jonas Savimbi、 Samora Machel以及前總統若澤·愛德華多·多斯桑托斯交流過而出名。

「我跟他們每個人都聊過天,都有一個很好的對話,我們都討論非洲的事情。」

是不是總是值得這樣做?

有些情況值得,有些不值得。

難道不應該接觸前總統若澤•愛德華多•多斯桑托斯嗎?

不應該,那屆政府有很多東西缺乏,尤其是缺乏對人民的堅持。我喜歡堅持信念的人。你在說安哥拉後獨立時期的情況嗎?是的,我並不是順口開河,我說的東西都是基於我對國家的認知。

在國家獨立后,有音樂被禁播,是嗎?

是的,很多歌曲沒通過審查。然後我就跟Savimbi接觸(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領袖)。

那段時間是怎麼度過的?

在後獨立時期發生了內戰,剷除了許多異見分子,引入了馬克思和列寧主義。這就是當時的情況。我當時在海外,心中有所疑惑:「為什麼公務員、律師和官員都相繼離開安哥拉?是誰發動了內戰?為什麼發動戰爭?」他們捉拿了革命分子,且人數比革命人士多。他們也並沒有停止追捕。當我回到安哥拉時,酒店房間都滿了,我在想:「誰會覺得現在在打仗?才沒有這回事。」同時,我跟一個游擊隊隊長在一起。有些人說:「我從沒想過安哥拉會變成這樣,看看那孩子和那輛車。」

所以你不清楚安哥拉當時正經歷什麼?

再多我就不清楚了,他們都是帶著疑惑到這裡來。「就這樣?這樣指揮?」我跟幾個長官都聊過。比如阿戈什蒂紐·內圖(前任安哥拉總統),因為我當時還是一名挺出名的藝人,出過專輯,可以有很大號召力。

但我提醒他們這些長官:「我不會叫大家去送死。」

他們怎麼回答你?

他們說:「你像個推銷員一樣。」但我也遇過明事理的人。

他們大部分人都去世了。十分幸運地,你跟他們都見過面。你還能回想起跟Jonas Savimbi一起造成多大的影響嗎

上千人都來看我們,而且還來了很多記者媒體。

我比不是在替Savimbi說話,但他並不是像大家說的那樣。事實上是當要殺他時,他就先自殺了,因為他不想被羞辱。(官方說法是他在戰鬥中被殺)。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壯大了,這是因為反共產和美國都在支持UNITA。我還看到Savimbi和時任美國總統雷根在商談呢。

你會運導彈過來嗎?還是不運?當時安哥拉南部已經控制住了,這片區域也是最大的。他也從不想跟別人分享這區域。這對我十分重要,就像南北韓一樣。

然後我開始跟前總統阿戈什蒂紐·內圖成為朋友。他跟我說:「有可能不會有選舉?」我問:「為什麼,總統先生?」然後他說:「他們贏得更多的票數。」然後於5月27日,非洲南部最不幸的事發生了。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對啊。

你還會去安哥拉嗎?

我不會像以前一樣去的那麼頻繁了。但我認為安哥拉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有充分的權利和義務與安哥拉共同努力。但國家還是有一些障礙需要我們去改善。

現在總統不會跟武裝的隨行人員共同出行,不再如此了。這說明了軍國主義和嗜血一面已經被削弱了。這對安哥拉來說是好事。孩子暢所欲言,報紙也享有言論自由,國家還有一些更大的進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你現在還想在安哥拉舉辦大型音樂會嗎?

我總是有意願做一些自發的、自然的、有力量的東西,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會更放鬆,更放鬆……更人性化。 但它不僅限於Bonga。 我們仍然處於這個階段:只有一個政黨決定一切,而且做出的決定通常很糟糕……

你想看在到這情況發生嗎?

在我的祖國最難的是醫生、工程師、律師,因為他們是另一方文化的代表,這令人十分難過。他們很難跟洗衣工的母親交流或跟文盲父親交流。他們對此感到羞恥,但又有藕斷絲連的關係。

待在陰涼處都有40度的高溫下,打著讓人窒息的領帶和穿著來自倫敦的外套,說著葡萄牙電視新聞裡相同的話。太遺憾了!這些人對我們的藝術、社會和凝聚力沒有任何好處。他們都是教師、將軍和部長這樣的人。這些人要如何才會停止這樣做?以這樣一種形式成為非洲人,然後教給子孫後代聽?在家時不跟任何人說話,他們自然會來。如果沒有來就說明他沒有專心。

在葡萄牙大家對你怎麼樣?

大家都對我不錯,你可以跟我去市場走一走,我會去買木薯、魚、肉這些食材,看看大家對我好不好。我挺有特權的,因為我去餐廳的時候都是老闆來接待我,老闆也對我很好。但這也並不是說沒有偏見,還是有的。所以我不喜歡葡語國家這個詞彙,「我們都是說葡語的國家。」那麼就是說,我沒去過你家,但是你卻進了我家。

 文Texto: Mariana Pereira  •  攝影 fotografia:  João Silva/global imagens 07.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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