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哥拉民歌歌手Bonga 76歲生日前夕，與《新聞日報》記者回憶起他的童年、職業生涯以及如何戲耍國家安全警備總署來到葡萄牙，一起回憶他充滿安哥拉色彩的一生。
你會保存歌迷的來信嗎？
若有特殊的來信就會了。有些人用極華麗的詩句來形容我的表演，例如：嬰兒伴隨著我的音樂出生、妻子與丈夫團聚、老人臨死時放我的音樂、布拉加一位坐在輪椅上的人想見我，他的女兒在家裡照顧他，扶著他站起來走路。（我會保存）尤其是熱情的人民留下淚水，還是年輕人來看我的演出，用所有的感情來演唱。
金邦杜語（安哥拉方言）的歌也是這樣嗎？
當我們談到金邦杜語歌時，其實我消除了一種偏見，因為很多人不會說英語，但他們會接受英文歌。那麼，為什麼他們不會接受金邦杜語歌呢？就像他們不懂英語而接受英文歌一樣。我必須這樣做，要知道我為了消除這種偏見做了多少努力。大家總以為別人的文化更高級。海外有許多東西記錄我們安哥拉的事，但都不是用金邦杜語。
還記得你Kipiri那首歌裡面關於童年的聲音嗎？
這我記得最清楚。那是街上小朋友發出的聲音，也是這裡所缺少的。他並不是那種令人煩躁、震耳欲聾的聲音。那是來自孩子生活、玩耍、呼喊、叫賣的聲音，也有來自灌木叢獨有的味道。我是在那裡出生。
這些灌木叢被歐洲殖民者貶低為仙人掌。這些孩子的聲音讓我覺得缺少灌木叢的味道，還有安哥拉傳統食物。我的天啊！
你煮飯嗎？
我是會煮飯的，我從我婆婆身上學的。她一開始還覺得很奇怪：「不要學，男人應該是去買菜的。」然後我就會反駁。難道你自小就會說金邦杜語，知道傳統音樂也是反抗的一種形式嗎？我們很早就知道這一點。就像非洲舞一樣，以往被人貶低，經過抗爭後登上了大雅之堂。
盧安達的音樂家們齊聚一堂，共同用音樂表達社會的各種問題。
嘉年華是安哥拉最大的派對。這並不是像總統或殖民時期的抗議遊行。而是一個屬於200至300人社區的嘉年華，派對觸及現今社會問題。例如，家裡沒水、孩子沒有禮貌、大家不在乎黑人的權利、女性希望謀求自己嫁給白人的權利……這就是嘉年華。
我們知道嘉年華是完全自由開放。這是否是你們可以在公開場合表達訴求的少數情況？
是的，這是當時定居者定下的規矩。現在很多的音樂都來自嘉年華。老人在這裡創作出迷人的旋律，表達訴求。同時，小朋友在旁邊奔跑玩耍。
你為什麼那麼愛跑步？
因為我有條件成為運動員。首先我非常喜歡跑步。當時我在社區里的角色就像班長，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我一溜煙就跑了，然後他們就被我甩在身後。
就算是在果園裡偷水果，我也不會被抓到。而且還會跟不同的社區進行體育比賽。我最喜歡田徑。我們把一根棍子放在一頭，另一根放在另一頭，然後就進行跑步比賽，我全把他們甩在身後。之後，我還打破了安哥拉記錄，並且受賓菲加邀請來葡萄牙比賽。
還記得你在社區里跑步的感覺嗎？
那就要看你對跑步的定義是什麼了。因為那裡沒有跑道，全是沙地。那裡的地形讓你很難學習跑步：有山，地上有坑洞，而且還要S形地跑。就連我們唯一的盧安達體育場，跑道也是用沙土和煤鋪的。
當賓菲加拋出橄欖枝，你有沒有想過不去葡萄牙？
我爸爸因為社會政治原因接受了我去葡萄牙的提議。我們在安哥拉沒有未來，當完兵後就只能做公務員。家中又有9個兄弟，我和爸爸工作，拿錢回家。
但不是每個人都必須離開安哥拉，因為他們的生活還算不錯。我並不是說殖民統治很好，我的意思是我的非洲家庭在社區的情況。不只是爸爸或爺爺在乎你，整個社區都在乎你，也是家庭的一部分，他們幫助你。
我無法想像走在大街上，大家互相不打招呼，這是歐洲的情況。我寄回家的第一封信就寫了這件事。
你在信中說了什麼？
爸爸，您知道嗎？這裡的人都各自為政。我爸爸回我：「那你就應該掙錢，因為我們不會給你寄任何錢。」
在葡萄牙你遇到任何歧視嗎？
我在機緣巧合下來到葡萄牙—這塊葡語國家文化共存的土地。葡萄牙必須解決不同種族共存的大問題，這也是我們當地同樣遇到的問題。因此我才會說：先等等，我不會對葡萄牙人有意見，每當我去貧民窟的房子時，那裡充滿了悲傷、饑餓、醜陋和不愉快。那些長官才是殖民統治我們的人，所以我對葡萄牙人民沒有任何反感。所以我交了朋友，也與別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尤其是體育界。但這只是我生活中其中一個美好的瞬間：我們一起去旅行，我不知道是他們誰，但最後發現是告密者，葡萄牙安全局的線人。
你怎麼知道他們在你身邊？
我們馬上就知道了。當我們兩三個非洲人在聊天時，有一個人會用腳刨地。我們之間總會有一個大家都不認識的人，把信息發出去。每當有人從安哥拉過來，我們都會舉行一個私人派對，如果他們不在派對中，那肯定在門口看誰進來。
這種管制真的很無聊，他們也沒有停止搜查？也沒有。如果穿著內褲把秘密信件送到外面就不會被搜身。
你什麼時候知道要離開葡萄牙？
當我在盧安達的房間中，然後一個名字叫André Mingas的安哥拉人告訴我：「你昨天就該走了。」就在那晚我就坐飛機走了。過海關的時候他們問我：「你去幹什麼？」我回答：「去荷蘭買唱片。」
當飛機快起飛時，我雙手合十祈求上帝。
當時你覺得是否有義務留在安哥拉？還是覺得做應該做的事？
没有，我只是做我應該做的，並且做得很好。我在這時期挺愉快的。在安哥拉你想的機會也沒有，更別說擁有了，他們也更不會給你空間。
那麼Angola 72這張專輯就代表你的戰鬥？
這是一系列作品的開端。我甚至不認為我是一名表演藝術家，因為這張專輯代表了我23年在盧安達炙熱的貧民區中的生活，我的所見所聞。這就是我的音樂。
當我跟一些佛得角的演奏者一同來到荷蘭後，其中一個人擁有一間唱片公司(Djunga d’Biluca)，這間唱片公司為所有佛得角音樂人錄製唱片。他說：「你沙啞的聲線很適合唱歌，為什麼不試試錄歌？」
我錄完歌後，他們就用金邦杜語告訴我唱片銷售的資料。
這個資料信息是不公開的嗎？
當然不對外公開，那麼安哥拉人怎麼才能買到這張專輯呢？唱片公司用船把我的專輯運回安哥拉。這專輯也只是被短暫地禁播。歌曲中唱到：「嘿！小心……」然後我把名字改為Bonga Kuenda，這樣大家就不知道演唱者是誰了。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名字是秘密的，意思是「捉與逃」或「他們捉我，但我不會停止逃跑」。這都是在說我自己，我一直在逃。
你現在還在逃嗎？
很幸運地，我現在已經不這樣了。我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許多人不再喜歡Bonga是因為他們拿了安哥拉政客很多錢，去討厭我。他們想把事情複雜化，但並沒有成功。我有法國的金主支持我，唱片公司也位於法國，演唱會也是主要在法國舉辦。
你對安哥拉新總統若昂·羅倫佐有什麼看法？
他上任後有許多歷史遺留的問題等待解決。他的到來是否讓人「鬆一口氣」？他著手處理許多安哥拉的問題，這是一件好事。他也為安哥拉止血，這對人民來說也是好事，因為大家一直對不公的事逆來順受。
我們希望國家收益不是為別的國家蓋大樓，而是貢獻給托兒所、學校教育、醫療藥物以及醫院裡悲傷的人。大家可以去看看，大街上都是受苦的人民。
我們從沒有經歷那麼多謀殺事件和襲擊。人們焦急地說：「我明天該如何充飢？」但總統若昂來了，這是一件好處。
Bonga就是因為與Jonas Savimbi、 Samora Machel以及前總統若澤·愛德華多·多斯桑托斯交流過而出名。
「我跟他們每個人都聊過天，都有一個很好的對話，我們都討論非洲的事情。」
是不是總是值得這樣做？
有些情況值得，有些不值得。
難道不應該接觸前總統若澤•愛德華多•多斯桑托斯嗎？
不應該，那屆政府有很多東西缺乏，尤其是缺乏對人民的堅持。我喜歡堅持信念的人。你在說安哥拉後獨立時期的情況嗎？是的，我並不是順口開河，我說的東西都是基於我對國家的認知。
在國家獨立后，有音樂被禁播，是嗎？
是的，很多歌曲沒通過審查。然後我就跟Savimbi接觸（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領袖）。
那段時間是怎麼度過的？
在後獨立時期發生了內戰，剷除了許多異見分子，引入了馬克思和列寧主義。這就是當時的情況。我當時在海外，心中有所疑惑：「為什麼公務員、律師和官員都相繼離開安哥拉？是誰發動了內戰？為什麼發動戰爭？」他們捉拿了革命分子，且人數比革命人士多。他們也並沒有停止追捕。當我回到安哥拉時，酒店房間都滿了，我在想：「誰會覺得現在在打仗？才沒有這回事。」同時，我跟一個游擊隊隊長在一起。有些人說：「我從沒想過安哥拉會變成這樣，看看那孩子和那輛車。」
所以你不清楚安哥拉當時正經歷什麼？
再多我就不清楚了，他們都是帶著疑惑到這裡來。「就這樣？這樣指揮？」我跟幾個長官都聊過。比如阿戈什蒂紐·內圖（前任安哥拉總統），因為我當時還是一名挺出名的藝人，出過專輯，可以有很大號召力。
但我提醒他們這些長官：「我不會叫大家去送死。」
他們怎麼回答你？
他們說：「你像個推銷員一樣。」但我也遇過明事理的人。
他們大部分人都去世了。十分幸運地，你跟他們都見過面。你還能回想起跟Jonas Savimbi一起造成多大的影響嗎？
上千人都來看我們，而且還來了很多記者媒體。
我比不是在替Savimbi說話，但他並不是像大家說的那樣。事實上是當要殺他時，他就先自殺了，因為他不想被羞辱。（官方說法是他在戰鬥中被殺）。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壯大了，這是因為反共產和美國都在支持UNITA。我還看到Savimbi和時任美國總統雷根在商談呢。
你會運導彈過來嗎？還是不運？當時安哥拉南部已經控制住了，這片區域也是最大的。他也從不想跟別人分享這區域。這對我十分重要，就像南北韓一樣。
然後我開始跟前總統阿戈什蒂紐·內圖成為朋友。他跟我說：「有可能不會有選舉？」我問：「為什麼，總統先生？」然後他說：「他們贏得更多的票數。」然後於5月27日，非洲南部最不幸的事發生了。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對啊。
你還會去安哥拉嗎？
我不會像以前一樣去的那麼頻繁了。但我認為安哥拉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有充分的權利和義務與安哥拉共同努力。但國家還是有一些障礙需要我們去改善。
現在總統不會跟武裝的隨行人員共同出行，不再如此了。這說明了軍國主義和嗜血一面已經被削弱了。這對安哥拉來說是好事。孩子暢所欲言，報紙也享有言論自由，國家還有一些更大的進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你現在還想在安哥拉舉辦大型音樂會嗎？
我總是有意願做一些自發的、自然的、有力量的東西，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會更放鬆，更放鬆……更人性化。 但它不僅限於Bonga。 我們仍然處於這個階段：只有一個政黨決定一切，而且做出的決定通常很糟糕……
你想看在到這情況發生嗎？
在我的祖國最難的是醫生、工程師、律師，因為他們是另一方文化的代表，這令人十分難過。他們很難跟洗衣工的母親交流或跟文盲父親交流。他們對此感到羞恥，但又有藕斷絲連的關係。
待在陰涼處都有40度的高溫下，打著讓人窒息的領帶和穿著來自倫敦的外套，說著葡萄牙電視新聞裡相同的話。太遺憾了！這些人對我們的藝術、社會和凝聚力沒有任何好處。他們都是教師、將軍和部長這樣的人。這些人要如何才會停止這樣做？以這樣一種形式成為非洲人，然後教給子孫後代聽？在家時不跟任何人說話，他們自然會來。如果沒有來就說明他沒有專心。
在葡萄牙大家對你怎麼樣？
大家都對我不錯，你可以跟我去市場走一走，我會去買木薯、魚、肉這些食材，看看大家對我好不好。我挺有特權的，因為我去餐廳的時候都是老闆來接待我，老闆也對我很好。但這也並不是說沒有偏見，還是有的。所以我不喜歡葡語國家這個詞彙，「我們都是說葡語的國家。」那麼就是說，我沒去過你家，但是你卻進了我家。
文Texto: Mariana Pereira • 攝影 fotografia: João Silva/global imagens 07.09.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