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澳門年青人社會越來越物質化，特別是在賭權開放後更為嚴重。但時事評論員蘇文欣表示，同時亦出現些具良好意識、捍衛價值的青年人。他在本次立法會選舉中觀察到改變的趨勢—有更多的年青人參選和預期將會參與投票。儘管如此，很多的社團仍面對青黃不接的難題，找不到合適的下一代接班人。他又指現時初踏政壇的年青人始終未夠火候。
蘇文欣指現時的社會矛盾，特別是住屋問題正帶動人們更多的參與政治。反之，社會不公和外勞問題不再是本澳居民首要關心的議題；甚至對政府班底和親政府組織都沒太大意見，寧願保持現狀。（澳：澳門平台；蘇：蘇文欣）
澳：今年是歷來年來最多參選人和組別競逐的一屆立法會選舉，為什麼？
蘇：回看上屆立法會選舉，今年部分參選人改變策略，如陳明金團隊今年分成兩隊人馬。即便他本人今年不參選，他建議團隊分成兩隊或三隊來擠身立法會。街總和婦聯同樣分兩隊；一些由年青人領軍的政治社團亦從過去以一個組別參選的形式改為今屆以3至4個組別分開參選，所以這次的參選人數字是有所增加的。也有部分新的參選人不選擇伙拍上屆已參選的團隊而另起爐灶，加上第二個原因就是不同界別所代表的不同立場和關注點也使這些競選團隊分成小隊前行。比方說上一屆，沒有賭場從業員參與競選，而這一次幾乎每隊都有一位。除了街總和婦聯倒沒有賭場從業員作為競選團隊一分子。
澳：從戰術方面來看，這個分隊方式好嗎？
蘇：今年似乎大家都同時採取同一個戰略。去年如果陳明金團隊分開兩隊競選，就有可能取得4個而不是3個的議席。故他今年就分兩隊角逐，試圖取得4個議席。此外，他們每隊也專挑一個有別於另外候選人的領域來吸票。宋碧琪尋求福建在澳青年團體的支持；施家倫則有別於宋，轉戰家庭主婦和在澳福建中年人士的選票。這的確是個好的戰術，但當每隊都這樣做，大量的隊伍著眼於相同的對象選票上，這樣就令競爭相當大。最大的壞處就是會演變成對戰。當大家的戰術一樣，我們會看到不同的隊伍和同一隊人裡相互鬥爭。宋碧琪要抗衝施家倫，陳明金做協調人。但他們的情況也許比街總和婦聯要好一點，這兩個之間有個大問題。正式來說，投票給街總或婦聯的人沒有太大的偏好投哪一個。婦女聯合會只著眼爭取女性選民的支持，那麼街坊總會是要爭奪男性人的選票？街總一直致力於老年人的福利等問題，然而，大多數的服務對象都是女性為主。
澳：您認為兩個會應該合併成一個組別參選嗎？
蘇：他們在以往的立法會選舉中曾這樣試過，但差點連兩個議席都拿不到。故他們想分開選效果說不定會較理想。青年人的選票不算多……林玉鳳是名年青專業人士，會在某程度上分薄了婦聯的票源，特別是年輕教育界人士的選票。目前，婦聯的候選人黃潔貞亦主打是名專業人士，也是青年。唯一額外的是婦聯也極力爭取媽媽代的選票，這與林有所不同。對上一次的立法會選舉，婦聯和街總不太注重年青專業選民，而是集中在老人、家庭主婦和媽媽代的選票。今次，我相信婦聯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重新融合年青專業人士，嘗試透過與扶康會的合作，吸納如社福界年青專業人士的支持。
澳：說到上一屆票王陳明金，這一年，這任現任的議員表明不會參選。這引起很多的分析人士認為他是為競逐行政長官鋪路，您認同嗎？
蘇：他說他自己已經當立法會議員一段時間了，需要點時間來做點別的事情。社會上很多的猜測—─有人說他旨在攀上更高的職位。假設陳明金想當行政長官，但政府裡有比他更適合的人選，還比他更了解公共行政的整套運作。陳儘管參與多個（立法會）常設委員會工作，但從未擔任公職。就算是有，也都只跟博彩相關，他算是行政長官的最佳人選嗎？如果行政長官出自這一個領域，很多人會輿論有利益衝突。
澳：您說有更適合的行政長官人選，有特指哪位嗎？
蘇：社會上較看好的是現任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很多人都議論他會是下一任特首。當年崔世安參選的時候他還比較年青，現在多年過去了，他也在公共行政領域上有豐富的經驗，跟中央政府也有比較好的關係，特別是行政方面而不是商業性質的友好，他是所有裡面最合適的。當然，立法會主席賀一誠也是人才之一，唯他早前已透露對特首一職不感興趣。
澳：今年立法會裡會有多位的重量級議員退任，如陳明金、關翠杏、鄭志強和歐安利。
蘇：他們應該這樣做。
澳：應該？
蘇：他們在立法會的時間夠長了。這麼多位議員連續幾屆的任期，對澳門的政治體系是不健康的，而且他們大多數還是回歸前就在任了。他們協助了澳門的政權交接，但就多做一兩個任期就夠了。他們都三個任期了，實在是太多了。是時候離開立法會了。
澳：這會是更多新的、年青和具不同理念的議員掘起的機會嗎？
蘇：這引申到另一個層面上。為什麼前面他們一直在任？是因為沒有找到接班人。以工會聯合總會為例，在前幾次的選舉上都因為沒有合適的人接替，故關翠杏只能一直參選。李靜儀作為工聯第二代人的領班人，從間選轉戰直選，為工聯力爭兩個議席。事實上，他們曾經在議會上拿到過三個議席，那為什麼下這個決定呢？因為他們對接班人也不是有百分百的信心。街總沒有接班人，婦聯、陳明金團隊也一樣。宋碧琪當年獲選，但其實未有充足準備。至於梁榮仔，又沒有高天賜這麼來勢洶洶，到後來也就成了高天賜的跟票人而已。你一天踏足了政治，想要讓所擁護的理念傳承下去，就一定要傳給下一任人和培訓新人。但大部分的議員都沒有這樣做。而有這樣做的議員，他們的團隊卻沒成功突圍──吳國昌和區錦新便是例子，找到了強而有力的下一代接班人，但是最年輕的一代，如蘇嘉豪，對吳和區的政策方向并不認同。老一代的偏好尋求改革途徑，而不好激進的方式；但蘇正正是較激進的一派。
澳：面對第二代政治接班人青黃不接的現象，是意味著年青人對政府不感興趣嗎？
蘇：這一說法有對有不對。2014/15年開始湧入大量熱錢，改變了很多年青人的價值觀。他們覺得在賭場的工作更好點，觀點也維持到現在。那段時間，在賭場裡做莊荷或行政人員，工資都很可觀。自2005至2008年間，很多新開的賭場，若不當公務員，在外面最多只能賺到12,000到14,000澳門幣的工資，但在賭場做莊荷就會有16,000到18,000澳門幣的工資。這個巨大的差距令年青人明白到其實也不一定要大學畢業，完成中學課程就很足夠了。時至今日，那些在賭場裡工作的員工，有錢去買車買房。然而，現時的年青人都說著（畢業就要賺20,000的月薪，要上車上樓。價值觀不同了）他們不再想社會整體，而是關切自己，要有更多的錢。儘管如此，部分年青人認為物質化的生活都歸因於社會。這些都是能夠為社會發聲的人，倡導價值體系的變革。有些年青人服務社會，甚至不一定要踏上政治之路，只為了表達意見、加入藝術界或保護動物協會的權益。這種類型的協會是一種公共服務，旨在幫助社區。慢慢在選舉中，我看到一些變化的趨勢，出現了一些年輕人。
澳：您期待有更多的年青選民投票？
蘇：對，我說的就是這個。這是我們今年有25個議席的其中一個原因，部分的這一些組別是由年青人領軍，出現來試試運氣，更多的是當個陪跑或充當娛樂。
澳：議員吳國昌在一個訪問裡提說大家生活都挺快樂的，沒有很大的動力戰鬥。目前有壓力的因素嗎？
蘇：大家的快樂只是非常表面的，有點錢，年青人也好好的。但還有一串事情等著處理，如房屋問題，一個我們一直沒法解決的大問題。年青人慢慢想到可能將來不會有自己的家，日後人工的一大部分都要用來交房租，就轉而請求增加公屋。政府要是不作為，是無法解決這類問題的。在最近的10到15年，公屋已經成了老生常談。但我們有多少可分配的公屋呢？少於兩萬個，這個就是壓力。年青人的價值觀改變，希望可以有自己的住房。如果是他們能力所及之內，政府沒必要去擔憂，因為起碼家庭是融洽的。有人說這個政府的經濟是好，但卻不利於人民的生活。但政府發放補償金、退款等，人們的生活還是開心的。
澳：澳門的居民正擔心生活的問題，尤其是住屋問題，這一點我們從多個候選人的政綱上可以看到。但也存在其他社會性的問題或會引起社會的關注，如人口販運、社會不公、外勞條件，但以上無一納入任何候選人的政綱。這代表了什麼？
蘇：正如吳國昌議員所說，市民普遍很快樂。是的，我們要是不關注周圍的事、只關心自己，可以是保持挺快樂的。有一家公屋，有收入，還可能每年去幾次旅遊，人們不關心社會。人們之所以不關心，因為這個正是政府不太管的一邊。政府和親政府組織維持現狀，對他們而言，「現狀」就是不擾亂現況。擾亂現況意味著當你批評一特定事件時，高層領導可能會被牽涉在內。我們之所以不愛討論這些事宜，是由於討論一件事就會把相關的人捲進來，就是在擾亂現況。家人都囑咐年青人不要擾亂現況。
澳：如果沒有人擾亂現況，這是跟目前的教育體系有關嗎？
蘇：是的，目前的教育體系就是灌輸不要擾亂現況。傳授知識，但不傳遞批判性思考或（教育其）如何看待不同的事情。我們正在教導年青人我們都是一樣的，其他外面的人不屬於這個社會。當然，每當我們講改變，我們都在說逐步改變，尤其吳議員。是他說澳門的改變的逐步化的。某些點上我是認同他的，可以看看蘇嘉豪，他這個激進派其實并不太為社會大眾所接受，不是說我不認同蘇，而是社會上市民的感想。
蘇：本次選舉，立法會選舉委員會似乎更積極參與選舉事務，這是正常的嗎？
澳：過去幾屆的選舉，選管會都被批評未有盡責做事。這一次，似乎誇大了其職責。例如他們怎可以要媒體去履行選管會的職務。這些人曾經和目前在做公共行政的工作，但從未參與到選舉中去，也從沒有過這類型的經驗。比如他們就如何在工作場所的操守提供指引，但是，如果有人工作期間談論選舉，當然會被解僱。我唯一的解釋是，他們沒有這種經驗，試圖使一切都非常中立和客觀，並堅守法律。在澳門實行這件事很困難。
盧西亞娜·雷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