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外來病──愛滋病，去年在中國殺死17.7萬人。歧視和難以得到衛生部門幫助亦使到打擊傳染上存在困難。
1995年，孟林是北京一個富康家庭中的幼子，他感覺到他越來越變得虛弱，飽受脫髮和皮膚病之苦，直至被診斷出感染了愛滋病病毒（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
當他的家人知他有病時，他的家人把他趕走。他的朋友亦遠離他，醫院亦拒絕為他治療。
孟林出席世界愛滋病日（12月1日）時向《葡新社》憶述：「我必須孤軍作戰。」
他稱：「當時對愛滋病是一無所知。醫院把病人帶去隔離，就像其他傳染病的程序一樣。」
1996年，孟林向北京醫院提出進行臨床實驗。
他被帶到一個房間，與其餘三個病人一起，持續九十日。一個自殺；其餘兩人都在數月後死亡。
但他並沒有放棄：他賣了在北京的房子，寄望抗反轉錄病毒藥物。
該療法又被稱為「雞尾酒療法」，可延遲病毒的效力，療法是組合服用各種藥丸。
孟林當時平均花費了24萬元人民幣（超過3.4萬元美元）用作進口美國藥物──「總數約300萬元人民幣（43.4萬元美元）」。
2009年，中國衛生部門通過愛滋病藥品合法化。
孟林今年49歲，是中國存活最久的艾滋病病人之一。
他奮抗至今，這是患者的權利，而中國直至90年代初，愛滋病作是被當作是「外國人病」，是「腐朽的資本主義病」。
大部分受感染的癮君子中，不少個案是中國官方宣稱他們在海外工作時受感染。
孟林稱：「HIV感染者被人當罪犯一樣看待。而當時我有越來越大的意識。要幫助其他條件像我一樣的人，是舒緩罪惡感的一種方法。」
2006年，孟林建立了中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聯盟──民間組織，在中國有109個分部。
另一個問題是一部份單位的不公平治療，他表示：「最大問題是醫院仍然拒絕治療病人。」
他希望，在法律執行方面作加強，規定醫院不可拒絕治療染病患者，因病而拒絕為其治療是違法。
他解釋：「違法者只有少數受到處罰，法律未有給予懲罰。這個情況加劇了患者遊走在邊緣，增加傳播風險。」
據官方數據顯示，僅在2015年，中國登記了約11萬愛滋病新感染個案，增至57.5萬名感染總數字。
至去年，全國總數有17.7萬患者死於愛滋病。
中國依然是愛滋病流行率較低水平的國家。然而，發展國家的病患數字減少，中國卻一直有增無減。
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指，男同性戀字者「特別易受感染」，預計有25%染病人士是男同性戀者。
中心又指，在城市發生率較高，如北京和河北，超過七成個案均牽涉男同性戀者。
愛滋病方面的專家張北川在他的博客上說道「由於歧視，超過八成同性戀者選擇與女性結婚。」
他稱：「這個情況亦會為同性戀者妻子帶來危險。」
他又指出：「關係開始前，他們假裝關係親密，一直保持身體接觸和性關係。但他們只會像約定似的結婚，而婚後他們就會改變態度，變得冷淡和不關心。」
楊浩是同性戀者，三十歲，山東人，見證著同樣的現象：「中國是一個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很難抗拒到家族結婚生子的壓力。」
他在北京居住四年了，楊浩向《葡新杜》表示，有很多同性戀者選擇移居至大城市。
他稱：「如果我們事業有成，我們有罪，因為我們少花時間找女人。我們這類人留在小城市的機會很微。」
他亦考慮到「正常」生活──結婚生子，「生活就像大部分人一樣生活。」但「對妻子來說不公平」。
直至2001年，同性戀是《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中的一種精神病。
孟林指恐同是最近出現的現象，他指只有宗教視之為禁忌。「歷史上，中國以容忍態度對待同性戀。」
他打趣說道：「中國的宗教是共產主義。」
由於診所捐血衛生條件的危險，愛滋病開始在中國爆發。
90年代末，河南公共衛生部門出現醜聞，被社會首次指責引發愛滋病危機。
因為貧困農村的「計劃獻血」，數以千計的人士輸血時遭血液污染而受到感染。
不同人士的血被混在一起，採到的血漿賣予生化科技公司。
「為避免貧血，多個源頭人士的血液後來注射到下一位捐血者上，由此造成同類型的污染。」
他稱：「真實感染數字仍然十分難以計算。」
João Pimenta-《葡新社》/《澳門平台》獨家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