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樂怡律師會議室有一個大魚缸，魚缸中的八條魚，從缸的一邊自由地遊到另一邊。魚的數量不可能是偶然的﹕因為在中國，數字「八」代表繁榮 ;魚代表富裕。
C&C律師事務所主要合夥人，兼官樂怡基金會創始人在接受《澳門平台》訪問時回應﹕「當我們到達人生盡頭，開始思考自己已充足富裕，但卻沒有任何可作分享。」 2012年設立的官樂怡基金會，目的是為了對澳門法律反思研究及為傳播中心 (CRED-DM)提供援助，贊助活動和展覽的藝術家。
官樂怡律師在很久以前已與文化結下淵源。在1941年，他出生於孟買的一個達曼家庭，當時仍然能聽到戰爭的槍聲。也許，因為這樣，他本質上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
他在里斯本學習法律，並開始修讀電影製作課程，在葡萄牙廣播電視台以助理導演的身份工作。19世紀60年代初，葡萄牙結束在印度的統治。「我不再收到家人的資助，對維持生計來說，電影製作課程是很有用處的，因為這課程讓我得以進入電視台工作。
對電影的熱愛，促使他對澳門地區的文化作出貢獻。不僅如此。「我所做的那些事情不足以回饋社會，而我今時擁有的地位，社會的幫助是功不可沒的。」
澳門平台：除了對澳門法律反思研究以及傳播中心提供援助外，官樂怡基金會對澳門文化的傳播一直作出巨大的貢獻。這會否認為自己是文化的贊助者?
官樂怡：我不這麼認為。贊助者的概念與納稅是相連接的，即是說，富有的人，代替支付稅項，減少部分收入為文化作出貢獻。因為那個詞語與免除稅項是相關的，而我不喜歡以那種方式來確定自己。我從來都不是，亦不認為我對活動的付出，被認為是贊助者。
澳門平台：但這個詞彙的出處可能是這樣解釋的﹕對文化活動的貢獻，鼓勵和贊助，以博得聲望，獲社會認同的人。
官樂怡：實際上，我所做的那些事情不足以回饋社會，而我今時擁有的地位，社會的幫助是功不可沒的。這是一種尋求機構援助的方式。
在澳門，由於市場和社會的規模，令到詩人、音樂家和藝術家難以生存。他們在成名前，不容易克服這困難。澳門藝術家是屈指可數的。
這個城市沒有為年青人提供成名的機會，也沒有支援這行業的發展。基於這原因，基金會才會成立。主要是在法律研究上提供幫助，但亦開放到其他領域，從而令更多人獲得公眾的注意。在藝術領域上亦取得成果，相較於法律，音樂和作品傳播不受太多的限制。
澳門平台：是否以其他方式對這些人提供援助？
官樂怡：場地的提供和展覽的費用都是免費的。以此作交換，我們要求在展覽期間不做商業交易。但公眾展覽後，可以與藝術家做買賣，而畫廊亦會收取提成。但是，音樂性質的任何活動，例如爵士音樂會、歌唱會和鋼琴音樂會是免費的。很多時候，這些活動是與澳門團體聯合製作的，因為沒有地方可以實現他們的想法。
我們在展覽會的佈置上亦提供幫助，有時，還會幫助製作目錄。我們的預算緊湊，需嚴格地控制預算，所有的交易都是清晰透明的。
澳門平台：那些資金是來自你的職業?
官樂怡：我們有3千萬澳門元的創始基金，這是由我捐贈出來的。2015年和2016年每年將增加1千萬，合共5千萬元，這筆基金幾乎是完封不動的。這樣做是為了保存資本。除此之外，我承諾每月在薪水中提取一部分作為每月的捐款。以這種方式管理這個地方。我亦公開收取捐款，但直至今日，我們從來沒有收到。
澳門平台：基金會沒有收到外來的援助?
官樂怡：直到今天都沒有收到，但我們仍歡迎那些有相同目標的人。我們沒有向澳門行政管理部門或澳門基金會要求捐款，因為我們不想跟隨普遍的團體、基金會和機構的習慣，它們用政府發放的大筆款項和補貼維持運作。這個基金會不需要，亦不想走上那條路。
澳門平台：賭場對地區文化活動的贊助作出貢獻嗎? 以何鴻燊先生為例，他在這方面起重要的作用。
官樂怡：是的，何鴻燊先生捐了很多款項，也許從他身上，我學習到我們不應只顧賺錢，亦要回饋社會。何鴻燊先生做了很多和幫助了很多。四十多年來，他提供的幫助造就了今日的澳門。
但是，大部分人有其他看法。我認為澳門的畫廊，大多數以那種文化活動獲取的利益來作經營。而不是純粹對藝術的熱愛。
澳門平台：缺乏支持，反映了對澳門文化的不重視?
官樂怡：我認為是的。如果我創建了這個基金會，但沒有令它發揮應有的意義，這樣，它只是依靠捐款來運作。從一開始起，這個基金會已漸漸地發揮它的作用。我們都沒有給予太多的獎學金。在付出上，比起發放補貼，我們付出更多的行動。我們亦收到很多學習補助的請求。如果音樂家有機會去深造，但沒有經濟條件去香港、新加坡和美國，我們會為他們提供幫助。我們過去一直為澳門作出有用的貢獻，但這並不是我們的職責。
澳門平台：曾經處理那種事件?
官樂怡：是的。以珠海鋼琴家為例，他出生時，他的眼睛是瞎的。有一次，他得到莫斯科表演的邀請，但是他沒有經濟條件去那裏。我們為他支付旅遊費用。那次演出是成功的，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他再一次獲邀表演。有時，我們在適當時機上推了藝術家一把。
我們有其他更接近的例子。第一位在澳門展覽的藝術家，王瑞麟。過去幾個月，曾被邀請在巴黎戴高樂博物館開展覽會。
澳門平台：你們重點放在澳門人身上嗎?
官樂怡：是的。我們考慮到其他情況﹕澳門地區外的澳門居民。有時候，我在報章上看到，一位澳門藝術家以導演的身份在澳洲或荷里活取得成功。令我感到有些羞愧，因為澳門沒有電影製作的培訓學校，因此，家人支持和自身的努力是引導他們邁向成功的關鍵。
我舉例一件事﹕張彤茹，澳門本地藝術家，她居住在芬蘭，有一天她到澳門畫廊問要怎樣做才可以在這裏開展覽會。
張彤茹曾參加威尼斯兩年一次的美術展，在柏林、紐約、布魯塞爾開辦展覽，所有這些都是世界藝術市場的地點。但是，一個名人，他在澳門變得默默無聞。我們打開一道門，是因為我們想為其他這類的情況提供幫助，
以免費展覽作交換，這些藝術家承諾會與學校、特別團體開辦研討會。
澳門平台：為甚麼你認為澳門藝術發展上存在困難?
官樂怡：澳門相對地方小，因此不會幫助那些靠自己能力闖出名氣的藝術家，只幫助某些有特別才能的人。
我所講的藝術家也是一個例外。因為我們不著重於已經成名的藝術家，而是著重於有發展前景的人。
這是一間十分簡單的畫廊，藝術家可以把此處作為墊腳石來向眾人展示自己。
從電影製作到法律範疇
澳門平台：甚麼原因令你決定著重文化產業?
官樂怡：當我們到達人生盡頭，開始思考自己已充足富裕，但卻沒有任何可作分享。雖然不是很活躍，但是，自從我在電視台工作的那一刻起，我與文化一直緊密聯繫著。六十年代，當葡萄牙電視業還在起步階段時，我在葡萄牙廣播電視公司工作了五年。因為我曾修讀電影製作課程，我成為助理導演。
我讀了兩年課程，之後獲得古爾班基安的獎學金，前往巴黎完成課程。但是由於我已是法學院五年級學生，慎重選擇後，雖然我想繼續這課程，但最終放棄那份獎學金。
澳門平台：沒有感到後悔嗎？
官樂怡：沒有。它帶給我精神上的安慰，我確信如果我選擇電影行業，我會犠牲更多。我來自電影製作的世代，來自庫尼亞．特萊斯的時代，曾經是著名電影的製作團隊一分子。因電影製作的關係使我完成法律課程，原因在於電影製作的收入維持我在里斯本的生活開支。
在1961/1962年，當家園被印度吞併後，我不再收到家人的匯款，電影製作課程對我而言，是很有用的，令我得以進入電視台工作，以維持生計。
但是，我曾經許諾八年內不再拿起攝影機。
完成課程後，我加入法官行列，曾任里斯本博阿奧拉的副代理人和洛里尼揚的代理人。之後被派遣海外，在莫桑比克生活了四年，成為伊尼揚巴內、楠普拉、馬布多的公共事務部法官。亦曾任東帝汶的檢察官和安哥拉的法官。
澳門平台：八年後，重新拿起攝影機?
官樂怡：我在納米貝 (安哥拉城市) 任職法官時，有較多閒暇時間，因此，我重新拿起攝影機。從里斯本到安哥拉的航行上，我認識了一對藥劑師夫婦。他到納米貝管理一間藥房，同時他也是一名攝影愛好者。我們直到今日還是朋友。我們把他的一間浴室改造成暗房，在安哥拉南部開始拍攝照片。我委託香港的攝影公司送來器材。我們參加了攝影比賽，而我獲得兩次殊榮。那段時間，我收集了材料來製作安哥拉南部民族的電影。所有的東西都存放在里斯本，有一天我將會繼續這興趣。
然後，我回到里斯本，我在那裏逗留了六年，之後來到澳門，在澳門生活了33年。
現在想起﹕為甚麼我不在澳門運用我的經驗呢? 但我不喜歡被認為是贊助者。我支持和著手做這件事，原因在於我想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而我有機會在社會上證明自己的價值和成就自己的專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