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莫塔
1951，巴利博
我的父親是里巴特茹人，1926年他作為士兵到帝汶；我的母親有東帝汶和莫桑比克血統，因為我祖父是莫桑比克士兵。
我出生於與印度尼西亞接壤的巴利博，在那裡曾有五名澳洲記者被殺害（1975年）──如今它因電影“Balibo Five”聞名。我們居住在一座能看到大海美景的城堡中。在我四歲時，父親被調到迦納可村（Cailaco），並在那裡待到他退休。他從來沒有想過回去，他喜歡帝力。
當我18歲時，我進到位於帝力的帝汶航空運輸（TAT）公司工作。後來我去服兵役，被訓練成為步兵後，我被調到包考。之後我又回到TAT。
1975年8月30日我離開帝汶，轉去澳大利亞空軍飛機。由於是颶風吹襲，城市被破壞，結果我去了珀斯。
我於1975年8月30日離開帝力乘坐澳大利亞空軍的飛機前往達爾文市。由於颶風，該城市被摧毀，我被迫去珀斯。
12月7日是［印尼］入侵的日子，所以我們通常做彌撒。我環顧四周，看到一個我高中時的同齡人，他在澳門生活。我問他澳門怎麼樣，他回答說：自80年起已有所發展。我說：如果我去那裡呢？回答是：如果你去當公務員，你每月至少會拿到相當於1,000澳元的月薪。
1991年我就來了，在治安警察局作口譯-筆譯。
我喜歡澳門，因為那時候它是個大村莊，有空間、寬闊平地。氹仔種滿了蔬菜，下午會有從海邊吹來的涼爽的風。如今，一切都過去了。
我回過帝力三次。第一次是我離開的30年後。屬於我的父親的土地現在被我的兄弟所瓜分。如果我再去那，我會刻上我的孩子的名字，就為了不再發生我到葡萄牙莫里什卡什時所發生的事。我看著這片土地，那裡曾了一條高速公路。
達尼洛．阿豐索．恩里克斯
1971，帝力
我應該是恩里克斯．阿豐索。我祖母的名字是恩里克斯，祖父的名字是阿豐索。當時，［帝力］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我的父親和我的叔叔們很傲慢，所以他們改了名字。
我的父親曾在包考國際機場的冶金部門工作，我的母親是一名小學教師。他們都是東帝汶人。
我於1975年離開了包考，我並沒有許多的回憶。我的父親是東帝汶民主聯盟的成員，當兩黨之間發生政變和反政變時──就是我們所說的小內戰，我們就離開了。
我的父親一直被追蹤，他與一位東帝汶同胞和一位葡萄牙同伴一起去了達爾文市。他們劫持了一架澳大利亞空軍的飛機，這架飛機當時正由紅十字會用於撤離澳大利亞籍人。這是澳大利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案例。我和我母親坐最後一架葡萄牙飛機前往里斯本。
我們一直待到1978年，在這一年，澳大利亞政府創立了家庭團聚計劃。我修讀藝術與文化，之後又在墨爾本研究建築。
從1993年起，我決定幫助東帝汶。2000年，我回到東帝汶去當義工，之後又去聯合國作翻譯，我在部長會議輔助辦公室、駐挪威王國大使館、東帝汶外交部和東帝汶駐華使館都工作過，最後我來到澳門（東帝汶駐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代表）。
我的曾祖父出生於澳門，是一個中尉。他有13個孩子，我的祖父排行第13。他們當中的一個叫馬蒂亞斯的在澳門居住過，而我正在尋找我家族中的這一支血脈。他的別名是科雷亞．德．萊莫斯。我知道他曾在郵局工作，就只有這麼多了。
奈利阿．皮涅羅
埃爾梅拉，1988
我來自埃爾梅拉（東帝汶一個地區），來澳門之前我住在帝利。我的父親是工程師，母親為政府工作，現在已經退休了。我的父母有八個孩子，我排行第四，我有三個兄弟和四個姐妹。
我選擇宗教生活，因為我感覺到神的召喚，這是我的天職。兄弟姐妹中，我是唯一一個從事這一職業的，但最近我收到家人的消息說，我的一個姐姐想加入另一個宗教團體。
當我很小的時候，我就決定去修道院，我母親帶我認識了多明我會的修女們。她是多明我會第三會的教友。
我在帝利上學。我父母講葡語，但是我是1999年戰後才有葡語課。在戰爭期間，我和祖母、父母逃到一所印尼修女的修道院中，但是我不記得教會的名字。之後，我們逃到森林去，那時我們才知道軍隊正在印尼追趕難民。
我在澳門待了4年，四年前我來到澳門的大學學習基督教研究專業。我們在這裡學習，然後繼續我們的培訓。在這裡（澳門多明我會教會）有12個東帝汶人。
是的，我想回去，如果姐妹們允許。我可以幫助姐妹們，幫助學校的教育，幫助孤兒院，審視孩子們。思念？是的，我很思念家鄉。
我喜歡澳門。如果試著和東帝汶相比，那麼澳門就非常好，尤其是建築。但是夏天，這座城市很熱，冬天卻又很冷。
明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