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個非洲葡語國家中，一種想法正勢頭漸起：放棄向北京申請主權貸款，嘗試與中國的私營企業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尤其是在基礎設施、能源和數位技術領域。
近年來，一些外債負擔較重的非洲葡語國家政府開始傾向吸引中國的私人資本，多於承擔新的國家貸款。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利天佑（Francisco Leandro）認為，這一趨勢確實存在，但應謹慎解讀。他向《澳門平台》解釋：「一些非洲葡語國家，特別是那些對華負債水平較高的國家，其偏好的轉變（…）反映了在發展融資方式上的一種戰略調整。」
他指出：「歷史上，中國與非洲的合作模式一直高度集中於政府間協議和國家融資，通常是通過國有銀行進行。」然而，現時已有另一方向：「近年來，中國已表現出更大的開放性，願意使其合作工具多樣化，包括鼓勵中國私營企業國際化，以及推動在基礎設施、能源和電信等戰略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
儘管如此，「這種模式的任何轉變都可能是分階段且有限的，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合作領域上。向私營合作夥伴關係的過渡不會突然發生，而是作為一個漸進過程的一部分，以適應夥伴國的新要求和國際金融體系的動態」。他預計，焦點將會落在中國私營部門已具備堅實基礎的領域：「土木建築、物流、可再生能源和數位技術。」
充分利用合作
但是，如何在一個充滿制裁、關稅和技術競爭的國際環境中，兼顧國內外優先事項？對利天佑而言，答案在於結合「透明和客觀的談判」與投資於不依賴第三方的領域：人力資本、區域整合和制度能力。利天佑說：「通過將自身定位為戰略對話者而非依附者，非洲葡語國家即使面對地緣政治的兩極對立，仍能充分利用國際合作的機遇。」
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副秘書長東晨光（Danilo Henriques）表示，優先事項已有明確規劃。「《經貿合作行動綱領（2024-2027）》強調了基礎設施建設對於推動中葡論壇參與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適切性。」他特別指出了交通、資訊通訊、電力和水力等核心領域，並強調了對「投資、建設和運營一體化模式」的投入，以加強成員國企業的參與。
至於地緣政治摩擦的影響，東晨光對此相對看淡，認為一個國家僅僅因為第三方「單方面決定對他國加徵關稅」，就中斷或限制其與另一個國家的合作，是不明智的。儘管如此，他表示沒有「明顯跡象」表明特朗普當前的關稅戰已對北京的貿易關係造成困難。
利天佑則認為：「全球經濟的不穩定、地緣政治衝突，以及中美之間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對論壇（…）的工作產生了影響，更具體地說，也影響了中國與葡語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在這種背景下，他推薦的策略是務實主義和多元化：「與其僵化地與某個陣營結盟，各國可以採取一種基於夥伴關係多元化、捍衛自身主權利益和加強內部能力的外交政策。」
這位學者認為，外部壓力可以轉化為推動三方解決方案的助力。「這些緊張局勢不僅可以被視為挑戰，也可以被視為加強多邊及三方合作的機遇，特別是與歐盟的合作。」他認為，歐盟可以「在同時涉及非洲國家和中國的項目中，作為補充性的合作夥伴，貢獻資金、良好治理標準和專業技術知識」。理想的結果是「加強非洲葡語國家的地位，使其能夠以更大的迴旋餘地進行談判，並確保發展項目符合透明、包容和可持續的原則」。
澳門作為「東道主」
現代中國與葡語國家事務專家William Vogt認為，澳門在構建這一新型合作模式方面可以發揮關鍵作用，因為它與雙方都有一種「似乎難以在其他雙邊關係中複製」的「內在聯繫」。他補充：「澳門一直以來都發揮著重要的橋樑作用，透過主辦中葡論壇等高層次的經濟論壇，促進了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William Vogt的解讀提供了兩個思路：一方面，澳門在與葡語世界交往中，積累了獨具特色的象徵性和制度性資本；另一方面，澳門應善用這一獨特優勢，將其轉化為切實可行的項目，尤其是在科技與監管齊頭並進的領域，推動實現實質性影響。他又指出，基於其後殖民歷史，與安全相關的技術「對許多非洲葡語國家政權非常有吸引力」。
而在實體和數位安全之外，還有一個具有廣泛影響的領域。「可靠的農業是另一個關鍵領域，技術投資將使非洲葡語國家從中受益。」
利天佑則進一步舉例指，對於安哥拉而言，該國「受益於中國在公共工程和石油領域的巨額投資」，其挑戰在於「在基礎設施和能源領域實現合作夥伴多元化」，並降低因債務和對單一夥伴的依賴所帶來的脆弱性。在莫桑比克，機遇則在天然氣、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旨在與日本、印度乃至歐盟本身形成優勢互補。至於佛得角，則可「將自身定位為連接非洲、歐洲和亞洲的互聯互通樞紐」，在不損害其自主權的前提下，開拓技術與物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