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家表示，要注意由隔離引起的問題，同時還強調政府應該儘量縮短隔離時間。雖然，曾經歷過隔離的人承認，這比預期更加容易接受，但是隔離時間太長了。一些人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
隔離期是21日，住在由衛生局指定的酒店房間裡，每天提供三餐和四次測溫，不允許探訪。除了上網外，可以說是與世隔絕。最近一段時間，甚至連窗戶都不能打開。這就是澳門的隔離措施，對所有獲准入境的人都是強制性的。
目前，約有2,000人正在接受醫學觀察。今期《澳門平台》，訪問Carlos Simões、Cecília Ho、羅婉儀、Michael Lei及Celia，有關隔離時的感受。他們當中，沒有人覺得隔離是痛苦的。
Carlos Simões說：「因為我可以通過很多方式自得其樂，所以隔離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影響。」
他在隔離前，與經歷過隔離的人交流過，他覺得這十分有幫助。隔離期間他確保取得所需要的東西：工作、書籍和單車機，然後借此機會充分閱讀和休息。他說：「我的日常生活基本沒有變化，唯一的區別在於我不能上街散步。我從未感到過焦慮不安。這是我第一次隔離，我還有這些陪伴，但我覺得第二次隔離可能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在半年內，Cecilia Ho經歷過兩次隔離。第一次是在八月份，在麗景灣酒店隔離了14天，第二次是十二月，在中國大酒店隔離了21天。她說：「第一次隔離的時候，我想到自己會獨自呆在一個房間裡，我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孤獨感。但是，因為我安排好了14天的活動，我在情緒或心理上都沒有感到難過。」她稱：「在作息方面，因為最後一家酒店的條件不好，我睡得比較少。」
這位馬拉松運動員，從7:15到22:30消磨時間的方式，就是每天在房間裡跑步5km、觀看Netflix、回覆郵件、通過Zoom工作。她說：「下次我會給自己準備更多的活動。」
但她提到，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困難。天氣寒冷就是其中之一。她說：「酒店沒有提供暖氣設備。我不得不蓋兩條毛毯，在睡覺前洗個澡保暖。」
飲食是另一個負面因素。雖然出於健康考慮，偏愛素食，但她感歎道：「飯菜非常糟糕，沒有任何營養價值。我認為他們是想削減開支，但是食物會影響身心健康。讓人難過的是只有白米飯和蔬菜可吃。」
羅婉儀也經歷過兩次隔離，第一次是八月份，在麗景灣酒店，第二次隔離是一月，在皇庭海景酒店。這位教師表示：「我對這兩個地方都很滿意，但是21天太長了。」她說，由於第一次入住時床上有異味，她已將清潔工作作為一項日常活動。
和其他人一樣，Celia也從經歷過隔離的人士口中得知注意事項，並做好準備。她說，比想像中要快：「只是在剛開始時，我感到很焦慮，因為我不熟悉環境，沒有調節好。但是當我習慣了之後，一切變得更容易了。」
Michael Lei表示：「除了缺乏鍛煉，體重增加和精神不振之外，我沒有任何身體上的不適。在心理層面，因為之前我在香港，社交距離的措施下生活了一段時間，所以隔離的孤獨生活就沒有那麼煎熬。」他來澳門是為了與他已經一年不見的家人相聚：「即使如此，沒有任何與他人的互動，21天太長了，這無疑測試了我們的極限。」
最低限度
香港精神科醫生Willy Wong客觀地表示，已經與疫情共處一年，列舉了一些隔離所導致的後果：社會隔閡、離群、壓力、恐懼、焦慮以及抑鬱的狀態、易怒、憤怒、情緒疲憊、麻木、創傷後壓力和其他情緒。
面對這種情況，這位香港精神科及綜合醫療中心主任認為，政府應該開始考慮隔離時間的最低限度。他說：「應該儘量縮短隔離時間。」
他說：「重要的是，確保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以及幫助他們管理壓力。必須設立一個健康熱線，以提供心理和精神病方面的支持。」他指出：「同樣重要的是，衛生服務機構應與人保持密切聯繫。」
Cecília Ho希望，政府能夠監管更多的指定隔離酒店，徵求那些提供隔離服務的酒店的意見，使他們優化和改進。只有首次隔離是免費，Cecília Ho在第二次隔離時花費8,400澳門元。她指出：「第二次的隔離費用是由我們自己支付，所以品質應與價格相稱。最起碼要保證有一個安全舒適並讓我們感到舒服的環境。」
她還建議，允許每天至少在室外進行一次體育運動，並要接受監督，確保遵守安全措施，例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這是保持理智的一種方式。最後，我認為21天隔離的最後一周可以在家裡完成。」
她對酒店的接待方式表示不滿，尤其是第二次隔離的時候：「酒店的服務人員缺乏專業性和同理心，在客人的需求方面也沒有做到位。毛巾三個星期都沒有更換過，還需要我們自己清洗。我來月事的時候，要求他們提供一些衛生用品，他們竟然告訴我無能為力。所以我不得不讓一個朋友將這些轉交給我。」她稱：「我們不像是客人，更像是囚犯。」
Celia對進餐時間感到不滿，因為這和她所習慣的時間不一樣。酒店11點提供午餐，下午5時30分提供晚餐，餐飲有三種選擇，但主要是中餐。她對此打差評：「有一段時間我感到有些厭倦，因為我的飲食通常比較健康。」她稱：「幸運的是，我是一個比較宅的人，因疫情原因居家隔離並沒有給我帶來不便。」
Carlos Simões也有同樣感受。他稱：「這似乎和我的日常生活一樣，早起工作、吃午餐，再繼續工作、做運動、吃晚餐、看電視，然後睡覺。」
隔離之後
Michael Lei的房間網路不暢，使他無法按計劃工作，這也讓他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玩遊戲、看書和睡覺上。之後又居家隔離7天，這是衛生局的建議。他稱：「很奇怪，我不再被局限於這25平方米的房間內了。我有一年多沒有見過家人和朋友了。我無法想像如何再回到一段正常的社交生活，因為在香港，禁止兩人以上長時間聚集。」
羅婉儀在結束隔離後，也覺得放鬆了，她努力地將負面情緒和思想拋掉：「我嘗試着不去想像自己被困在一個有限的空間裡，不去想像自己不能外出辦事。除了送貨員以外，我沒有見過其他人。」
心理學家Willy Wong表示，即使隔離結束，也必須注意所帶來的影響：「現在或者不久之後，會出現與隔離有關的心理問題。」
除Carlos Simões外，訪問的人在港澳兩個城市都擁有家庭和工作，所以他們都必須在香港和澳門之間往返。
目前，由於「回港易」政策已生效，他們可以免除隔離。儘管有免除澳門和廣東人的例外政策，但他們承認已為最壞的情況做好了準備。
羅婉儀表示：「如果新冠疫情繼續下去，香港和澳門之間的人員流通限制將繼續存在，我已經準備好了再次隔離。我在澳門工作，但我的家人在香港。」她的工作涉及周邊地區的研究。
Cecília Ho表示：「作為香港和澳門居民，我在這兩個地區都有住所，我已經開始接受隔離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Célia稱：「儘管21天的經歷並沒有很糟糕，但我不想再經歷一次。我們是人類，我們需要互動。與他人保持聯繫非常重要，尤其是與我們最喜歡的人保持聯繫。」她決定接受這件事，而且已經一年沒有見過在澳門生活的家人。
她說：「儘管困難重重，但我還是決定前往澳門。幸運的是，由於實行了回港易政策，我將不必再進行一次隔離。」她還指出：「我知道每天都在發生變化。但我只是希望這種豁免能繼續下去，直到我返回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