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哥拉音樂家保羅·弗洛雷斯（Paulo Flores）出席澳門葡韻嘉年華。他以復興傳統的森巴流派而聞名，他講述了音樂和音樂家的重要性，以及自己30年的職業生涯，並認為安哥拉正在經歷「希望滿瀉」的時刻。
—你在漁人碼頭的第一場音樂會感覺如何？
弗洛雷斯：非常好，這是由於多種原因。首先是因為這與我們平常做的不同，沒有鍵盤，用的是吉他和敲擊樂；然後因為表演地點是在一個廣場，需要吸引路人停下來聽。最後，我們創造了良好的氛圍，有中國人、佛得角人、葡萄牙人、安哥拉人和男女老幼，我感覺這很特別。我們很高興能上台表演，期待著下一次。
—你為澳門帶來了什麼表演？
弗洛雷斯：本質上，是一場較為傳統的森巴之旅，有細微的節奏變化，還有佛得角的輕音樂，例如我與蒂托·巴麗斯製作的《Clarice》，有種溫暖的風格。我們還有基宗巴（Kizomba，安哥拉的流行舞蹈類型和音樂流派），也就是現在世界各地的基宗巴學校都在放的這首歌《Kunanga de Amor》。從我的第二張專輯開始，到最新的專輯，都有基宗巴音樂。
—對於那些一點都不了解的人，如何解釋森巴？
弗洛雷斯：這有很多種方式來定義。這種音樂讓我們可以慶祝痛苦，因為有着強烈的節奏，所有派對都會演奏這種音樂，即使在殖民時代也是。我最開始是和祖父母一起探索森巴，因為我常聽到他們在家裡唱歌，非常快樂，節奏很有感染力。當我問到音樂的含義時，他們通常會談到一個痛苦的故事。這在我的創作中也很有效，有對別人的一點擔憂，也有慶祝和快樂的權利。通常是四四拍，如卡波耶拉、民謠、東北的風格，甚至是基宗巴，雖然是祖卡的變體，還有一些森巴的元素。具有最新的身份特徵，而且是可以將我們定義為安哥拉人的特點。
—你剛剛談到對他人的擔憂。你是否認為音樂和音樂家應該扮演這種社會角色？
弗洛雷斯：是的，因為我就是這樣成長的。即使是我的童年，也是在葡萄牙音樂和詩人的影響下度過的，例如Ary dos Santos、Carlos do Carmo、Amália、Zeca Afonso；安哥拉獨立之前的金邦杜語歌曲，然後是Rui Mingas、André Yenas ;還有巴西音樂，如Chico Buarque，那種書寫我們的方式以及對親人的愛。作為藝術家，這個脫離不了我作為個體的身份，我的音樂往往對我來說就像是一種慰藉，一種尋求緩和我的不安全感和暴露不安的方式，在分享的同時，我認識到我的不安全感很多時候也是其他人的不安全感。如今，有時主要的問題是承受痛苦，我認為我無法像我希望的那樣幫助緩解每個人的痛苦；同時，作為專業人士，實用主義使得我們需要掌聲和報酬。但我認為藝術是一種與他人親近並幫助我們變得更加完整的方式。尤其是在安哥拉問題上，藝術還有助於挽救記憶，使得年輕人可以繼續創造和期待另一種性質的記憶。
—你正在慶祝職業生涯的第30年。在這30年裡，你的音樂發生了變化，也改變了你的國家。你如何評價現在的安哥拉以及你的音樂目前所處的時期？
弗洛雷斯：我們正在經歷充滿希望的時刻，儘管許多盤子裡仍然缺乏食物。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階級對其國民的關注度提高了。這讓我們開始可以大口呼吸新鮮空氣，感覺如釋重負。另一方面，有些東西出現在社會中，例如，條件良好的劇院，也能夠找到在學校、角落、各省和舞台上做戲劇的人。正是這種重塑自我的能力帶來了希望，人們仍然相信有可能打造一個更美好的國家，主要是通過藝術。一開始，我的音樂幾乎是在思考之前出現的創造，這來自靈感，來自天真。如今我已經有了更多的意識，所以有時我很難完成這些歌曲，因為它不僅僅是我的音樂。不是從字面上的政治意義上講，而是從讓人們覺得我們很親近，並且感覺我們藝術家尤其代表安哥拉人的需求和期望的意義上。
—在你看來，安哥拉音樂在你感受到的這種變化中，起了作用嗎？
弗洛雷斯：我認為這是一直有作用。獨立之前，經常用金邦杜語唱歌，例如森巴，還加入文化元素，也和葡萄牙人一起唱歌，他們也和我們一起革命。然後，80年代，對我而言，很難找到一首可以在安哥拉演奏的歌曲，因為當時我們只能聽到祖卡和巴西音樂。因此，可能從那時起誕生這種現在稱之為基宗巴的運動，因為我們試圖用有節奏的東西做一些接近但講述日常生活的音樂。那是一段了不起的時光，因為那時我們許多人都有了第一個女朋友、第一場派對、第一種厭惡，所有這些都以某種方式被這些歌曲記錄。這最終標誌著一個如今人們感覺非常好的時代。音樂始終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使在戰時，音樂也與我們相連—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南方。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連接環節，並將繼續存在。
—你把你的音樂帶到澳門，一片遠離安哥拉和葡萄牙的土地，但也有葡語。你如何看待葡語國家和這地區目前的關係？
弗洛雷斯：這是是制度上的問題，關於這方面，我無法講太多。另一方面，三十年職業生涯間，我見證了我的朋友的生活，莫桑比克的Stewart [Sukuma]，幾內亞比紹的Manecas [Costa] ，佛得角的o Tito [Paris]和Grace [Évora] ……事實上，我們都是葡語系，而不是葡語國家共同體。這方面，我認為有很大進展。即使是里斯本，如今也成為任何人都可以來消磨時間的地方，無論是安哥拉、巴西或佛得角人，他們學會另一種做非洲人的方式、與他人融合、保持差異、共同走這條道路，同時尊重這些差異。事實上，我很榮幸能夠永遠待在安哥拉-莫桑比克-葡萄牙這座橋上。我認為在實踐中我們的聯繫更加強大。當然，可能會更好，我是這麼認為的，但不管缺少什麼，我都感到我們非常接近，甚至在語言上，大家都用相同的俚語。我們在安哥拉說「dama」（意譯：女士），也可以在里斯本和莫桑比克這樣說。我認為就是實踐中的葡萄牙語。
—經過30年的職業生涯後，你還有未完成的事情嗎？
弗洛雷斯：我們回到正在探索的問題。有時我不太需要掌聲或舞台。我所尋求的是，當我完成一首歌時，仍然感受到樂趣，感受到生命，感受到繼續尋找的慾望，並意識到很多時候音樂在人們的生活中能達到一個我們沒有概念的維度。我希望繼續以一種能夠改變人們生活的方式創作和溝通。
白艾德 19.10.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