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澳門學社的新任領導，甘雪玲知道她將備受澳門政府和中央政府注視。甘雪玲指她成為這個全澳主要民主組織的新任理事長後，並未就此感到害怕。
甘雪玲是首次擔當這個本地最大民主組織的女性，她認為情況或許令人頭痛，但她已準備就緒，亦沒有懼俱擔當新澳門學社的影響。甘雪玲沒有否認出戰下屆立會的可能性，只是還沒有考慮這麼長遠。
澳門平台：你在2013年接受專訪表示，不出戰立法會是因為要當幕後人員，是什麼改變你想法？
甘雪玲：蘇嘉豪當選後背負了很多使命，大家都知他很年輕，他亦需要幫忙。以前，新澳門學杜很大部份的工作都由他包辦，現在，他將專注議員工作。我作為新澳門學社理事長，我會專注會務，支援蘇議員的政務。我雖然說過希望作為幕後，但我支援的角色都一直存在，因為我是理事長，亦包括協助蘇議員。周庭希與鄭明軒時期都是會務政務集於一身，現在，我們想作一個分工。未來我的出鏡未必有他們多。
澳：政治層面方面，你自2013年以來的生涯怎樣？
甘：我一直在這裡工作。與學校、大學甚至是工作時期相反，我在新澳門學社學到很多。因此，現在的我亦想作出貢獻。
澳：你現在擔當新澳門學社領導，是出戰下屆立會選舉的第一步嗎？
甘：我們還沒有這麼遠的打算。我們只是想到，蘇嘉豪若還要身兼理事長職務和議員職務的話，將為他帶來不便， 亦適逢鄭明軒退任理事長職務。有關四年後的事情，我們還沒有打算。
澳：雖然選舉方式非直選，但你覺得方式正當嗎？
甘：新澳門學社會章規定，社員選出理事，理事選出副理事長和理事長。而今次11名理事中有8名在場，有5人投我。這個選舉制度或許未必是最好的，但卻是恆之有效的制度。
澳：你認為應修改嗎？
甘：我認為現時這個制度尚可以接受。看看立法會選主席的制度，立法會實際上有一個決定的意志去選出領導，九成九人決定選出賀一誠為立法會主席，副主席亦然。我認為我們的選舉有自由意志，沒有預先就決定好，學社選理事長的方式比立法會選主席的方式更民主。
澳：你怎樣看待鄭明軒、周庭希、蘇嘉豪這些前領導對學社的發展工作？
甘：他們表現出他們具質素。我最欣賞的是他們政務會務都集於一身，為學社貢獻很大，亦成為我們學習的例子。
澳：學社受內部衝突，尤其是世代衝突所影響，你會力求再拉緊這些世代嗎？
甘：其實衝突不僅存在世代間，即使相同年紀的人也會有不同看法。我們這種社團與傳統社團最大的分別是我們不會只有一種意見。傳統社團有統一的，由上而下的意志，我們社團則是相反，由下而上。融入所有意見而整合成會的意見將是一個考驗，我會努力團結各個社員，包合各種意見。
澳：陳偉智、吳國昌和區錦新等老一輩的領袖在今時今日充當著什麼作用？
甘：陳偉智在選舉前後、選舉期間都一直擔當著領導和支援位置。蘇嘉豪進入議會，或者還未熟識議事規則和議會工作， 這些前輩是很大的支援。蘇嘉豪也會向他們請教。 吳區二人創造了學社的意識形態，醖釀了民主精神以至我們這一代，我們得到他們帶來的養份，延續這個工作。現在輪到我們擔任領導角色，培育下一代。
澳：大部份市民似乎都不關心政改，而這卻是新澳門學社一直所爭取的一件要事。
甘：我們有長期思考這個問題。有人批評我們的政策倡議如普選、政改比較「離地」。其實我們有一個較重要的論述就是，民主和民生有一個很大的關係，有很多問題正正是因為政府漠視民意而得出的結果，舉個例子，如最近出台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方案，當中表明要全委任，全委任的最大劣處是跟民署社諮委的表現一樣強差人意，這些委員沒有很大的動機去幫助市民，他們做得好不好都不影響到他們的連任。
澳：港澳的社運參與度有明顯差異嗎？這種差異又是什麼？
甘：主要的問題是資源問題。香港的大多數民間團體都有資源招聘有志於參與公共事務的人，但澳門則不太可能實現。澳門的租金亦不是便宜，比如說，我們未來都有搬址的打算了。除資源外，澳門人數較少，人脈關係緊密，甚至有人有志參與，但他們都擔心會否影響其職業生涯，我們有義工都坦誠有擔憂。香港約有七百萬人口，找到工作的機會也大一點，社群亦大一點，老闆或不會認識他們。
澳：為何澳門人不太參與，亦不覺得有需要去投票？
甘：有很多原因，而教育就是其中之一。我任教已有八年，以中學為例，公民課著重個人品德，幾乎不會提到公共事務和社會性的議題，很少學校會解釋個人與政治間的關聯。經這種教學制度培育後，這些人很難理解到政治是怎樣影響到其自身。此外，進入社會工作後，我們亦會發覺到風氣是不太鼓勵人們發表意見，服從就會獲嘉許，這個社會不鼓勵人們參與公共事務和發表自己的想法，正正這樣形成一種大家不表達自己想法的社會氣氛。
澳：這個澳門主要的民主組織有女性領導，會為學社和社會帶來什麼改變？
甘：我可以補足學社長期的男性主導和激進的形象。在澳門參與政治的女性很少， 我能夠成為鼓勵更多女性參與政治的榜樣，特別是我的年紀，我已過30歲，在澳門的思維是，女性到我的年紀就應結婚、生小孩、有穩定的家庭生活。我的例子表現出人生是多樣的，到30歲的我們並不一定要選擇結婚生小孩的道路。
澳：女性身份促成你當選嗎？
甘：學社在選出代表時是沒有性別歧視的，只要職位是適合你參與，是你能勝任的，就能當選，而不是因為你是男性還是女性。
澳：那些政策是你認為澳門應採取，以此令澳門更貼近其他地區的男女平等程度？
甘：女性的地位仍然是偏向照顧家庭，男主外，女主內這樣。如果一名女性希望參與公共事務，社會、家庭、父親、老爺和奶奶又接不接受呢？女性在這方面受到壓力。 另一方面，社會對女性輕視，質疑女性的能力。當然，人人都要增值自己，然而，女性在公共視野中的形象是女性說話要斯文、溫柔、有個弱者形象。這樣的既定形象削弱女性在公共事務的參與。在社會上，女性的成功取決她是否有幸福家庭，而男性的成功是事業。
澳：你在2012年至2013年開始涉足新澳門學社的活動，當時不少媒體強調「迷你裙女孩」或是「民主女神」。你怎樣看待這些稱呼？
甘：這反映出女性對政治的參與度是相當少。遊行期間只是穿著迷你裙就引起了一些注意，當時的報導卻失焦，沒有集中在遊行的主題。在遊行中，受人關注的只是女性的外表，他們卻不是想知道你的內容、意見或是主張。我希望澳門可健康發展下去，女性可穿著得很輕鬆，或是可表現得很輕鬆，迷你裙不再在遊行中成新聞。
澳：你今年放棄教席，決定致力投身學社事務，那如何維生？
甘：我是相當節儉的人，而且教師行業普遍薪金都比其他職業為高，除月薪外，還有教青局的教師津貼。我教書都有8年了，我希望人生有另一方面的貢獻，此時適逢蘇嘉豪當選，而且學社需要人去處理會務。
澳：你曾提到，開始涉足學社事務後，感覺到任教學校有報復行動，發生什麼事了？
甘：2013年時，我還在聖心小學教書，通常來說，教師每年都要續約的。那年，校方向我表達不會續約的決定。當時我有問到原因，問校方是否因為我的政治參與，校方都暗示道是的。這種情況不受《勞工法》保障，若他們想無理解僱任何一人，他們賠償後就可以解僱了。他們沒有任何理據，我沒有工作不力，亦沒有不遵守教師守則，卻遭無理解僱。我知道人生會有一些挑戰，亦預料過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澳：你曾進入過一個親政府組織但不願透露名字，是哪個組織？
甘：我曾參與青年聯合會。
澳：你怎樣看待北京對待港澳的手法？特別是有關民主人士方面？
甘：在香港，反對聲音、抗衡中央的聲音較激烈，而澳門則相對溫和。澳門人都有一種愛國情結。其實澳門不需要受到壓迫管制。我們可看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情況，政府希望成員全委任，他們害怕民主的種子萌生。北京應給予澳門人一定的自由度，讓澳門人能夠當家作主，不需要拑制得澳門太緊。
澳：你害怕中央政府嗎？
甘：中央政府最擔心的是港獨、澳獨。若觸及這個議題，中央即採取一些行動。但澳門沒有，新澳門學社、蘇嘉豪的政綱也從沒有提出過澳獨。中央政府不需要對澳門的不同政黨派別太擔心。
澳：但你個人身兼這個主要民主組織理事長，害怕嗎？
甘：沒有，也不能擔心更多了。我決定擔任了這個職務，也就只能謹慎點，不能擔心更多了。
澳：你怎樣看待香港年輕的民主人士及近年來香港社運發展？
甘：以往我們都間中過香港參觀交流，但我現在反而覺得是倒轉了。香港的民主運動遇上一個瓶頸位，他們反而應參考我們了。雖然受到高度打壓，但我們依然能夠成長。香港有太多的事情都太公開了，很容易猜測到路數。過往香港司法相對獨立，而最近的案件卻可看到是有勢力左右。人人皆知澳門的情況是更差，問題是我們怎樣在受壓下發展下去？
蘇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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