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柏林圍牆在1989年倒塌之後」，莫桑比克哲學家塞維利諾·艾利亞斯·恩戈恩尼亞說，在莫桑比克沒有一個左翼政黨，而且告誡大眾警惕新自由主義的盛行。
塞維利諾·艾利亞斯·恩戈恩尼亞，是莫桑比克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莫桑比克出生的思想家，他今年52歲。他在羅馬格里高利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目前在瑞士洛桑大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系擔任研究員，恩戈恩尼亞在人類學、非洲思想、教育哲學和文化間性領域做出令人稱道的工作。在接受《澳門平台》專訪時，他談到莫桑比克共和國的後選舉時期。
澳門平台：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個莫桑比克民主建設的重要歷史時刻–第五次大選。就您看來，目前這個時期對於莫桑比克的意義是什麼？
塞維利諾·恩戈恩尼亞：我們在選擇國家領導人的時候，不是看他們是否漂亮，不是看黨旗的顏色，也不是看這個黨的黨歌是否悅耳（說得好聽），而是從總體上看，這個政黨有沒有理想、有沒有關於社會發展的觀念，這兩個東西組合在一起可以領導人民前進。當我們把選票投給某個政黨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認同這個政黨，或者說我們認為在實現人們願望方面，這個政黨所提出的綱領是最適合的。從本質上講，民主也應當是如此。
現在，發生了一件非常簡單明瞭的事情，自從柏林圍牆在1989年倒塌之後，莫桑比克就好像沒有了政治理想來代替原先的理想。從意識形態領域的角度來講，我們還從來沒有看過如此多的獨特性。看起來，自由主義，尤其是超級自由主義，和其他組織社會生活的形式相比較，已經取得了一些優勢。這種局面，使我們倒退到有展開另一場革命的可能。這不是莫桑比克的綱領。我們看到巴拉克·奧巴馬，因他具有財富再分配、消除貧窮、為大眾服務、和美國金融界鬥爭的理想而當選，然而，他所制定的政策確實是截然相反的，以至於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資助那些當時處於危機之中的銀行。我們看到，在法國，弗蘭索瓦·霍蘭德總統之所以當選，是因為左翼社會主義的理想演說–反對銀行、消除失業、公平分配財富的演說而當選的。但是，他所提名的最新一屆政府中，就有一位經濟部長是來自羅斯柴爾德銀行。這也就是說，這兩位總統的做法都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處於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看起來唯一正確的政策、自由主義的左翼，尤其是彌爾頓·弗雷德曼和芝加哥學校、超級自由主義的左翼認同的理想，同樣也變成了我們瞭解正在討論的政治鬥爭的關鍵指南。
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在誕生時，是左翼，但是它變成了右翼–它自己都說它是一個“控股公司”。莫桑比克全國抵抗運動在誕生時，是右翼，或者至少是帶右翼性的，也就是說，現在，現在它和莫桑比克解放陣線處在一個政治格局之中。莫桑比克民主運動黨（MDM），我們可以把它歸為中間派，但是這是一個中間偏右政黨。我們和它們處於同一個位置上，這就令我們沒有其他治理國家的綱領了。反腐敗鬥爭是通過反面來制定政策，反國家認同和黨派認同也是通過反面來制定政策，也就是說，反對黨沒有一個和莫桑比克解放陣線不同的理想。而且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已經不是如1975年那樣的一個左翼理想了。
澳門平台：出現這種情況的直接後果是什麼？
恩戈恩尼亞：我們現在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裏，我們不能夠對社會綱領投票，因為我們沒有替代性的綱領。這樣一來，在我們國家所展開的選舉，就變成了簡簡單單的換人執政。我們按照習慣來投票，我們投票是因為我們需要一件襯衫，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按照經濟實力來投票，一個確定的集團不得不動員人們這樣做。
從理想的角度來講，我們非常貧窮，沒有另選方案，因此，在政治領域上是一個弱點。這看起來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從根本上講，我們可以說，我們處於一個超級政治時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我們相信電視、廣播，我們有一個印象：在所有省份的莫桑比克人，都在展開政治鬥爭。我們有一個印象：我們正站在一個非常大的柏拉圖式廣場上，在這裏所有的市民都來參與辯論，他們都有理想，這是好事。但是，實際上，我們認為理想的鬥爭就是那個指導政策的東西，就是那個指導信念的東西，這就和引導人們走出他們所面臨的困境的觀點產生了差距，這樣我們就是在和人而不是和理想鬥爭了。
莫桑比克解放陣線會說，他們解放了祖國，而莫桑比克全國抵抗運動則會說，他們為祖國帶來了民主，而莫桑比克民主運動黨則會說，他們沒有武裝（不搞武裝鬥爭），但是，從根本上講，他們不是在和理想展開鬥爭，比如我們希望把莫桑比克共和國引向繁榮。我們正在展開一場沒有政治理想的政治鬥爭。
一小群精英對大多數人
澳門平台：您經常說莫桑比克需要重新考慮制定一份社會契約。您認為我們的失敗之處在哪裡？
恩戈恩尼亞：在莫桑比克，人們的生活水準相差太大。有一小部分社會精英，他們擁有的太多，有一小部分社會精英，他們過著富足的生活。但是，社會上的大部分人群卻在過著災難般的生活。社會契約意味著，在我們所生活的社會，我們能夠重新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至少機會是均等的。只有這樣，大家才都有飯吃。
你只需用肉眼看一下馬布多市，然後審視一下我們所擁有的東西、我們吃到嘴裏的東西、我們所能夠擁有的公共財富和自然財富，就會發現我們之間的差距太大了。
澳門平台：據估計，在10月15日的投票中，莫桑比克大約有1000萬人參加選舉。和以往的選舉相比較，這次選舉的投票率是最高的。您認為這意味著什麼？
恩戈恩尼亞：我對統計數據沒什麼興趣。除此之外，哲學不是從統計數據之中產生出來的。把更多的人帶來選舉並不意味著，一個國家在理想方面有所提高。從根本上講，這種局面被媒體放大了，當你看電視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有幾千人在抗議，電視能夠造出一群人來，這讓整個國家都喘不過氣。但是，我們可以反駁說，這只不過是3000萬人中的幾千個人而已。因此，人們很難嚴肅地思考一下，那些跑去參加我們所說的抗議的那些人，也沒有嚴肅地思考一下，人們甚至都不知道那些代表來自哪裡-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方面，電視起到教育和宣傳動員者的作用，這其中包括好的和壞的兩方面的作用。特奧多爾·阿多諾和麥克斯·霍克海默已經講過，媒體的作用如同異化。也能夠提高事件發生的頻率，讓猶豫不決的人作出決定。這種數目的變化並不一定就意味著在理想的鬥爭上，我們有了新的提高。
這種事情，在一個社會裏是很重要的，選舉不是簡單地看有多少人參加選舉，而是要看他們帶著多少的良知來選舉、他們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投票。同時，這還依賴於存在著一個替代性的政治綱領，原則上，依賴於我們領悟這些替代性政治綱領的能力。在一個70%的人口是文盲、還有10%到15%的人口是半文盲的國家裏，那些有文憑的人實際上既不知道這樣寫、也不知道這樣讀，他們怎麼又能夠領悟而且又能夠解釋一個社會的政治綱領呢？
澳門平台：您認為什麼時候我們可以開始認為莫桑比克人們有了民主意識？
恩戈恩尼亞：這個問題和很多方面都有聯繫，一方面，這需要個人的公民意識。我們的教育水準迫切需要得到提高，我們的政治參與水準迫切需要得到提高，這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所變化。我們自身，在我們的活動中，有著喜歡和別的國家進行比較的習慣。我們的社會將會進步，這是肯定的，進步的節奏要看我們自己的。這種民主意識的理想，不論是在我們的一小群政治精英之中，還是在我們的老百姓當中，都需要有一個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