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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牙媒體和電視中大約有120名評論員和專欄作家,他們分析大量的政治議題。這些評論員的上鏡時間比總統或總理還要多,他們每天在全國各地舉辦的論壇中,也評論到各方面的問題。
即便如此,國家還是缺乏辯論。
葡萄牙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五個國家之一,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22%,因此國家經濟非常容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國家就像住在默拉皮活火山腳下,靜候另一次火山噴發。大約70%的家庭面臨經濟困難,我們經歷了一場代表危機,1974年之後出生的人口脫離了當前的政治體系,並且被剝奪了申訴和吶喊的權利。我們的銀行系統十分脆弱,私人債務量在歐盟屬於最高。我們不斷增長的多種族國民在世界權力分佈中並沒有得到充分體現。我們的民主機構,無論是議會還是工會,仍停留在過去。
就像其他發達國家一樣,我們很快會受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衝擊,尤其是電子科技、物理和生物技術方面。
但這些議題從來沒有被真正討論過。
我們現在社會的辯論有三個特點。他們本身自己已有所屬黨派;黨派政策比公共政策討論的更多;集體討論空間比比皆是,但幾乎全是黨代表,都說每所學校都希望聽到的內容。我們需要有助於維護民主制度本身的意見言論可以自由發揮,讓公共舞台上的政治家有利於民主發展。但在葡萄牙,我們失去了這種平衡。
討論也是即時的,當晚的事件當晚討論。有線電視政論節目討論幾個月以前的內容都會被視為過時,節目重視內容不重視質量,因此這些論點的平均預期壽命較低。
此外,缺乏專家意見,尤其是新專家。當然重要的是繼續依靠公眾輿論,但我們現在享受有史以來最有資格的一代,即「425革命」後出生的一代。 這不是空洞的吹噓,我們在眾多知識領域,擁有最專業的人士。許多葡萄牙人在國外的專業能力比在自己的國家更受認可,需要賦予他們權力,以便專家和公眾人物可以參與討論。
在我們的歷史中,一直都缺乏多元主義的辯論。
葡萄牙人在上個世紀至少有四個重要的時刻。包括41年的獨裁統治;4月25日康乃馨革命,帶動各自的去殖民化進程和50萬人的回歸;1986年的國家歐洲化;最近的經濟危機。儘管這些時刻都在葡萄牙社會中留下了深刻印記,但這些議題仍然需要進行全國性的公開辯論。
本週,波爾圖大學在關於葡萄牙青年與歐盟關係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學校中知識和政治概念的傳播存在差距。」在歐洲議會選舉前8星期,我們很少在社會看到關於歐洲議會各種主題的公共倡議。
我們是否已經有能力以理性的態度討論我們民主過渡的方式?葡萄牙的激進化為巴西和西班牙帶來什麼利弊?
辯論的缺乏和我們對分歧的排斥,這些都反映在智庫上。 根據對這方面最全面的調查-賓夕法尼亞大學2018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顯示,葡萄牙的智庫比馬其頓、玻利維亞或津巴布韋還少,比阿根廷少10倍。葡萄牙 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這是一個沉默的國家。
我們缺乏參與和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葡萄牙輿論沒有分組和制度化。不分析、不影響、不阻止、也不提議。我們的個人和集體權利在各種情況下進行討論,但對社會的貢獻很少,政黨的表現過多。葡萄牙缺乏無黨派領袖,缺乏像Shaun King(美國作家)或Greta Thunberg(瑞典社運人士)這樣的積極分子;缺乏致力於社會現代化和發展的非政府組織;缺乏技術觀點、替代、獨立觀點、公眾動員以及對社會的承諾和質疑。
缺乏辯論,意味著我們的希望被投入到數百名政治家的集體決定中,並受其能力影響。我們將受制於效率低下,對創造力和創新有負面影響,我們將難以動員民眾。
與葡萄牙相反,許多國家都有廣泛的公開辯論。法國總統馬克龍上週完成了「全國辯論」,70%的法國人支持該倡議,全國辯論在各議題上進行了討論。其他人認為有必要將這些討論納入長期的國家戰略。去年阿聯酋推出了「阿聯酋未來戰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向全國提出了「大戰略」,目標直指2050年。人們會認為只有專制國家才有能力建立超越選舉週期的長期路線。但這也是民主國家的共同過程,要知道瑞典長期以來就是這樣做的。2002年,在約蘭·佩爾松(Göran Persson)執政期間,瑞典是最早推出「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國家之一。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才能讓葡萄牙開始討論其未來?新的經濟危機?激進民粹主義者的選舉?
*作者是Granito Group的創始人兼總裁,學術生涯包括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哥德堡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亦被世界經濟論壇任命作全球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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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新加坡舉行的「習馬會」,是兩岸領導人時隔70年後首次會面。然而這歷史性的時刻,卻是在馬英九離任中華民國總統前幾個星期發生。在這次歷史性會面前,台灣發生了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
3年過去了,中央政府對外態度更堅定。作為台灣執政黨的民進黨展現出台獨的傾向,這使兩岸對話中斷。在上星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的講話中,重申「一國兩制」的方針作為和平統一的方式,有人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畢竟鄧小平所提出的的「一國兩制」就是針對香港、澳門以及台灣問題所提出的。但似乎這次中央的決定也殺國民黨一個「措手不及」。
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是要建立在台灣人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
這就需要創造力、互信以及雙方的政治進步,還需要很大的能力和耐心。中國內地不存在好戰分子,更不存在台獨分子,這和中美關係是截然不同的。
對澳門和香港而言,把「一國兩制」和台灣問題相連接固然重要。但看看過去5年發生的事,反映出兩個特區中的「兩制」高度自治受限制,這情況越來越強烈,這與實現台灣和平統一的計劃相違背,讓政策走回正途對各方都有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良性進步只有在和平發展的環境下才能發生。我們不需要發明火藥,相反,我們不應該玩火。也許未來兩岸領導人的握手只會持續幾分鐘,但是這會為大家帶來巨大的好處。前提是台灣不要認為中國的擁抱是「熊抱」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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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大師霍布斯邦是二十世紀最出色的歷史學家之一。在《極端時代》(The Age of Extremes)一書中,他研究軍國主義、社會主義和野蠻資本主義經歷所造成的災難。《簡短的二十世紀》(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中,講的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蘇聯的崩潰,接著是「漫長的19世紀」。霍布斯邦還寫道,政客和知識分子預言淺薄失敗,所有的「水晶球」都過於模糊,未能看到未來。書中預告世界在第三個千年將繼續出現暴力政治變革,並警告說,人類的前途只有一個結果,如果不對過去和現在的做法有所檢討。
踏入2019年,仍有種不安的感覺,各方勢力將會出現新的平衡。為實現相關目的,加大安保措施反而可能導致陷入困境-相互偏執的衝突,不可避免地成為悲劇的歷史。在蛻變成新當選的政治領導人和社交網絡盛行的好戰語言所出現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公共空間等混成了一杯劇烈的雞尾酒。因為這樣,我們像在一場大風暴中:氣候變化、獨裁主義、保護主義和「貿易戰」、新技術的冷戰、社會不公、二十世紀所出現的種種問題。過去四分之一世紀是否是兩個極端時代之間的插曲?歷史是周期性的嗎?或者正如心理學家史迪芬·平克在最近的新書《啟蒙時刻》(Enlightenment Now)中所說的,我們是否容易將整個事情視為理所當然?在這資訊爆炸的社會,我們現在住的星球,武裝衝突頻率相對減少,但感受得到嗎?科技進步真的使人類壽命延長?這就像「半杯水」中的,樂觀或悲觀視乎你的看法。2019年,有是悲觀主義的理由,亦有是樂觀主義的願景。
祝福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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