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缺乏公共辯論

在葡萄牙媒體和電視中大約有120名評論員和專欄作家,他們分析大量的政治議題。這些評論員的上鏡時間比總統或總理還要多,他們每天在全國各地舉辦的論壇中,也評論到各方面的問題。
即便如此,國家還是缺乏辯論。
葡萄牙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五個國家之一,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22%,因此國家經濟非常容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國家就像住在默拉皮活火山腳下,靜候另一次火山噴發。大約70%的家庭面臨經濟困難,我們經歷了一場代表危機,1974年之後出生的人口脫離了當前的政治體系,並且被剝奪了申訴和吶喊的權利。我們的銀行系統十分脆弱,私人債務量在歐盟屬於最高。我們不斷增長的多種族國民在世界權力分佈中並沒有得到充分體現。我們的民主機構,無論是議會還是工會,仍停留在過去。
就像其他發達國家一樣,我們很快會受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衝擊,尤其是電子科技、物理和生物技術方面。
但這些議題從來沒有被真正討論過。
我們現在社會的辯論有三個特點。他們本身自己已有所屬黨派;黨派政策比公共政策討論的更多;集體討論空間比比皆是,但幾乎全是黨代表,都說每所學校都希望聽到的內容。我們需要有助於維護民主制度本身的意見言論可以自由發揮,讓公共舞台上的政治家有利於民主發展。但在葡萄牙,我們失去了這種平衡。
討論也是即時的,當晚的事件當晚討論。有線電視政論節目討論幾個月以前的內容都會被視為過時,節目重視內容不重視質量,因此這些論點的平均預期壽命較低。
此外,缺乏專家意見,尤其是新專家。當然重要的是繼續依靠公眾輿論,但我們現在享受有史以來最有資格的一代,即「425革命」後出生的一代。 這不是空洞的吹噓,我們在眾多知識領域,擁有最專業的人士。許多葡萄牙人在國外的專業能力比在自己的國家更受認可,需要賦予他們權力,以便專家和公眾人物可以參與討論。
在我們的歷史中,一直都缺乏多元主義的辯論。
葡萄牙人在上個世紀至少有四個重要的時刻。包括41年的獨裁統治;4月25日康乃馨革命,帶動各自的去殖民化進程和50萬人的回歸;1986年的國家歐洲化;最近的經濟危機。儘管這些時刻都在葡萄牙社會中留下了深刻印記,但這些議題仍然需要進行全國性的公開辯論。
本週,波爾圖大學在關於葡萄牙青年與歐盟關係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學校中知識和政治概念的傳播存在差距。」在歐洲議會選舉前8星期,我們很少在社會看到關於歐洲議會各種主題的公共倡議。
我們是否已經有能力以理性的態度討論我們民主過渡的方式?葡萄牙的激進化為巴西和西班牙帶來什麼利弊?
辯論的缺乏和我們對分歧的排斥,這些都反映在智庫上。 根據對這方面最全面的調查-賓夕法尼亞大學2018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顯示,葡萄牙的智庫比馬其頓、玻利維亞或津巴布韋還少,比阿根廷少10倍。葡萄牙 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這是一個沉默的國家。
我們缺乏參與和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葡萄牙輿論沒有分組和制度化。不分析、不影響、不阻止、也不提議。我們的個人和集體權利在各種情況下進行討論,但對社會的貢獻很少,政黨的表現過多。葡萄牙缺乏無黨派領袖,缺乏像Shaun King(美國作家)或Greta Thunberg(瑞典社運人士)這樣的積極分子;缺乏致力於社會現代化和發展的非政府組織;缺乏技術觀點、替代、獨立觀點、公眾動員以及對社會的承諾和質疑。
缺乏辯論,意味著我們的希望被投入到數百名政治家的集體決定中,並受其能力影響。我們將受制於效率低下,對創造力和創新有負面影響,我們將難以動員民眾。
與葡萄牙相反,許多國家都有廣泛的公開辯論。法國總統馬克龍上週完成了「全國辯論」,70%的法國人支持該倡議,全國辯論在各議題上進行了討論。其他人認為有必要將這些討論納入長期的國家戰略。去年阿聯酋推出了「阿聯酋未來戰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向全國提出了「大戰略」,目標直指2050年。人們會認為只有專制國家才有能力建立超越選舉週期的長期路線。但這也是民主國家的共同過程,要知道瑞典長期以來就是這樣做的。2002年,在約蘭·佩爾松(Göran Persson)執政期間,瑞典是最早推出「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國家之一。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才能讓葡萄牙開始討論其未來?新的經濟危機?激進民粹主義者的選舉?
*作者是Granito Group的創始人兼總裁,學術生涯包括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哥德堡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亦被世界經濟論壇任命作全球青年領袖。

Premium